前言： Fred Tannenbaum是美国芝加哥当地一家成立于1930年的老牌中型律师事务所Gould & Ratner的资深合伙人律师，也是笔者多年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国际客户，经常合作，所以我了解他有丰富的中国经验，而且对中国也非常友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美国律师属于美国的保守阶层，尤其对于涉及中国方面的任何问题，大多数的美国律师都会自动选择站在和中国政府对立的立场上。这多少也是因为美国律师的职业特性使然，毕竟在他们的体制下，和他们自己的政府叫板对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Fred的特点是他对中国政府和政治的看法，要远比一般的美国律师更为客观。因此，工作之余，我也比较喜欢与他沟通和交流中美之间的一些热点话题。他尤其认可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比如前几年我说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恐怕会越来越严重，他在当时就判断说既然中国中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整治污染，相关问题应该在两三年内就基本能够得到解决。

最近，我们对西方世界时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狼来了”、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鉴于Fred的观点可以代表部分美国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在征得Fred的同意后，我翻译了最近几封以电子邮件形式来来回回交流的讨论，并发表在这里，供大家参考。英文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看英文。

Fred Tannenbaum与翁鸣江（作者供图）

我（下面邮件文中的Michael）和Fred的讨论起于《纽约时报》2019年11月28日一篇名为《突然之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变得如此真实而无法回避》（Suddenly the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 Seems Very Inescapable）。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澳大利亚最近一段时期吵闹不休的、所谓中国在澳大利亚大搞政治渗透的事情。最近《纽约时报》还有其他许多系列文章都是同一笔锋，还包括一篇中国人抢意大利人业务的文章等等。

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包括华人）在国外表现出来的问题，像这次澳大利亚所谓的“间谍叛逃事件”，可能就是他们本人自己的问题；不应该把什么事情都往中国政府身上推，更不需要上升到中国威胁的高度。任何国家的人和政府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美国也是如此。我们的话题就此进一步展开：

Fred的电子邮件：

Michael，

事实上，当我们想到一国人民与政府时，好与不好通常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形容词。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人不是一个整体，自然有好也有坏。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的有些朋友，故意说人民是完美的、但是却有这个又大又坏的政府、对人民采取了不利行动，因此，需要让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人民来负责，这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就是胡说八道。

多数政府，即使是那些不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府，也一样需要体察民情，因为长远来说政府必须要依赖人民。

反过来说，我们都知道，是人就都想获得更多的，甚至乐于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也只是人的天性而已。所以，有一位英国前首相说的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有永远的利益”。

你诚挚的，

Fred

我的电子邮件回信：

Fred，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丘吉尔的名言，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原来是亨利·帕默斯顿勋爵说的，他曾经说：“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而遵循这些利益才是我们的责任。”但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当年主导和发动对华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

我承认，中国的崛起对西方许多人来说，将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药丸。不过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也有一段时间，至少在前些年“融合接触（engagement）”或“中美国（Chimerica）”阶段时，美国也曾到处都是关于中国的正面消息。

事实上，当我回看本世纪10年代初的西方新闻和评论时，也还有些声音，譬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en Rudd）等人，他们甚至还曾要求中国要参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建议中国向境外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然而，当中国后来确实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举措进行回应时，却不知何故，被视为日益严重的（对西方的）威胁，人们突然需要警惕债务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陷阱。现在，在西方媒体的煽动下，全世界的人们都甚至在隐隐担心购买中国的5G和其他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危险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是中国最赚钱的外国客户，而且可能与中国自己的国内市场一样重要。那为什么中国要得罪自己的大客户呢？是的，确实有证据表明，美国正在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但是如果有中国产品也敢这样做，中国产品肯定会被钉在全球市场的十字架上，再也没有人会购买，毕竟总会有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可以替换。

如果你问我的话，关闭美国市场、回避全球竞争，唐纳德·特朗普所煽动的这种偏执才是最终可能会摧毁美国的威胁，中国不是。

Michael

Fred的电子邮件：

Michael你好，

你居然认可了帕默斯顿勋爵，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你会说，所有的伟大的西方谚语都是从孔子那里借来的。嗯，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其实我以为这句话可能最初来自马基雅维利。

我认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崛起或来自中国威胁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讨论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并总是占有主导地位，而且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时间都要长。从商朝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辉煌时刻可要比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的一个多世纪期间的低谷期要长得多。我很惊讶来自中国的朋友，没有把历史的玻璃杯看成是90%满的，而只注意到了10%空的部分。

其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美通过扩大贸易、进行了至少几十年的密切合作。这对两国都是互利的，因为中国增加了消费者的财富，扩大了经济影响，进而巩固了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力量。同时，美国及其企业拓展了市场，并为其巨额贸易逆差提供资金。在此期间，没有人“恐惧”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也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承认、并强调需要继续建立牢固的贸易关系来保证强大的共同利益。这不仅对两国在经济上有利，而且加强了自身利益、避免战争、保持航道畅通，尊重私有财产和实现法治。

第三，世界上的相互存在，不一定就是零和游戏。虽然我充分尊重“修昔底德”先生的言论，但我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使战争一定不可避免。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或法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也没有导致战争。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世界强国，而受到欢迎。中国的规模、雄心和经济影响力，完全可以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广受欢迎。

但是，许多西方人目前所反对的，特别是这种现象在日本、法国和德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复兴过程中不存在的，是中国对公平竞争（fair play，“费厄泼赖”）的看法、以及中国企图推翻长期以来的现存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尽管每个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都会试图帮助本国人民，并为此制定法律、奖励措施和其他障碍。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其已经崛起的最终结果，而是她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有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是非常不公平的。

例如，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AI）上大规模投资700亿美元，这是任何其他力量难以与之抗衡的。中国对有计划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视而不见，也使得公平竞争变得困难。公然滥用或无视世贸组织（WTO）规则更是加剧了公平竞争的难度。中央政府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支持企业的降低信贷标准也抑制了自由竞争。还有，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和卓越的国家，居然仍然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然后转身却掏出大笔资金来尝试建立自己的世界性银行或补贴“一带一路”项目，这些都同样令人愤愤不平。

西方社会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十分尊重。新的举措也是辉煌的、具有潜在的划时代意义和改变世界意义。举例来说，包括人工智能（AI）、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GDP和人均GDP的指数级跃升、以及“一带一路”项目等等。

然而，来自中国的竞争，却要比美国当时面对前苏联的竞争更加激烈，因为那只不过是一场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已。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更加强大和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基于思想，其最核心的基础纯粹是基于对金钱和权力的强烈追求。此外，中国显然远比前苏联更懂得如何聪明地使用这些金钱和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要比美国更加聪明。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中央计划集权体制的美妙之处在于，有时能够控制产业政策中的赢家和输家。而我们美国，不仅有来自政治的干预和对投资的拖延，在许多情况下还经常选择错误的赢家。

你诚挚的，

Fred

我的电子邮件回信：

我最亲爱的Fred，

事实上，不管是帕默斯顿勋爵或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其实都与我们中国传统的正确观点背道而驰。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认为，这才是对个人和国家都适用的真正的道理。一个国家必须有其原则和崇高价值，而不只是追求单纯的利益，才能最终获得世界的青睐和信任。我私下以为，作为带有“昭昭天命”的“山巅之城”，你们美国人总是要比我们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才对啊。

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不是吗？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似乎正在放弃在其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当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现在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进而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包括例如《巴黎协定》规定的责任时，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突然站上了道德高点，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倡导和建设一个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开始明白西方对中国威胁感到恐惧的原因，是我们越来越成为可以替代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选择性方案。我们正在收集世界各地最佳实践方法的点点滴滴，并以此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一方面，西方传统理念，如“自由”、“法治”、“公正”和“平等”，也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并正在被编织融合成为中国自有的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价值观会比一些中国传统意识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或国家只有在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适合国情的时候才能顺利持续运作，而我们一向有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的传统；因此，哪怕我们采用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来释放创造性的想法和实现进步，但我们还是更赞成有科学集中规划、以及有政府强有力的治理和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平心而论，当你举例说明中国没有在现有的世界秩序和规则下做“公平竞争”时，我有我的怀疑。至少从世贸组织组织（WTO）的反应来看，中国遵守了WTO的规则和政策，且对于一个有着许多历史包袱和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表现已经堪称典范。而且，国际法和规则包括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和规则，都允许一个国家对某些行业提供补贴和奖励。我认为中国类似对人工智能（AI）的政策扶持就属于不可诉补贴（绿灯补贴），即不会造成扭曲和贸易不公平的、专注于研发的补贴。毕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不违反WTO或其他国际条约的规定，由政府来主导一些投资和发展项目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是学生，而不是老师。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正如你以前说过的，在美国，中产阶级大概占全国的80%-90%，不像中国，虽然正在成长，中产阶级仍然只占有30-35%左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说历史提供了任何经验教训的话，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领先世界的时候，从未试图殖民或征服世界。我们现在的民族复兴伟业也不会改变这点。

你诚挚的，

Michael

Fred的电子邮件：

Michael，你好，

你的电子邮件提出了几个有趣的观点。尽管我尽量尊重不同的政府和观点，然而，你的电子邮件包含有相当煽动性的言论，我觉得如果不回应，恐怕会让我的国家蒙羞。

首先，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原则和崇高价值，而不是基于纯粹私利的说法无疑太天真了，也完全无视你们自己中央政府的做法和行为。认为任何政府除了获得自己的报酬和自我保护之外还有其他的利益，那就是一种完全忽视现实和忽视人类激励体系如何运作的看法。这也忽略了中国政府自己所做的许多声明，其实你们中国的社会契约也很简单——要么政府能够带来经济进步和满足，要么人民愤起反抗。这听起来和我想象的一样，就是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

第二，美国显然不是自愿地放弃世界舞台（的领导位置）。要你说，你该如何建议美国阻止中国的崛起？一个拥有中国的资源、抱负和人民的国家，必然会崛起，而根本不可能被压制。我们面临的挑战，只是要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将中国带入国际社会（的领导位置）。但是商业冲突总是会存在。

第三，我们“恐惧”中国的程度，跟我们都害怕强大的竞争对手的程度相当。根据这个逻辑，我认为中国现在要恐惧美国。因此，我们认识到，现在（解决的方案是）我们需要找出公平、积极竞争的方法，最好是要找到双赢的方法，或者至少不是造成零和游戏的情况。

最后，在美国，与你的说法恰恰相反，没有人会认真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或者中国正在履行最佳实践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压抑国家，通过把人民的渴望拔高到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式来引导人民，从而压制他们的基本人性本能。然而，我们西方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的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和贪婪的。对于中国来说，试图以一种只是间接而不是直接有利于个人的方式，来规范人性的这种竞争性和贪婪性，显然不人道，而且与人的本性相违背。事实上，这种做法也违背中国的传统思想，因为孔子就相信通过家庭单位、社区、地区（山高皇帝远）和官僚主义进行各种制衡。这也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想法唱反调。当然，这还与丘吉尔先生所说的背道而驰，“民主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形式……除了所有其他的形式”。

我们西方人相信，有许多不同的竞争者、利益集团、游说团体、社会各阶层和各方压力带来的制衡，最终会带来最好的结果。认为一个男人，或者几个男人，注意我说的是男人不是女人，在中国有智慧管理14亿人，那就简直需要把他们放在等同于神的位置。而在美国，如果有坏的领导人和政府，不幸通常还真有挺多，但由于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有缺陷的人（显然不像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被取代。在中国，传统上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革命或死亡来取代，这通常会给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也给投资者和民众带来了恐慌。

我确实认为，我们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一起成功合作。中国完全可以像美国一样，拥有适合自己的制度和人性观。中国也可以像美国一样，害怕来自美国的威胁，并犯下自己的错误。我们有机会做的则是互相尊重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并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占GDP总值的65-70%之多，中国只有35%。如果中国能够简单地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请！），或者中国自己开发更多的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则其必然会尊重知识产权、也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AI）等方面愿意投入巨资，只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能够以公平条件获得许可享用，谁又会真正在乎啊。让最好的创意和想法获得胜利，只要美国也有公平的份额（只要其所有权得到尊重）。相互尊重我们共同点，而不是担心我们之间是如何与众不同，这也会使我们的两国更有效地合作、并带来更大的成功。

你诚挚的，

Fred

我的电子邮件回信：

亲爱的Fred，

啊，我是多么想念，你隔三岔五就向我引用丘吉尔先生名言，“民主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除了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不幸在现实世界中，他的国家显然现在正在以非常民主的方式走向分离和分裂，不仅从外部的欧盟（EU）分离，而且很可能从内部分裂（北爱尔兰、苏格兰）。

民主和制衡只有切实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才能像你们广告宣传的那样好。但现实情况是，即使是你们自己的西方社会也不得不时时刻刻遭受民主的变幻莫测和不确定性，包括问题重重的民选领导人，不断的分裂公投和使国家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各种争端，以及候选人为了迎合选民慷慨承诺从国库分钱，导致越来越宽松和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政策。以上仅举几例。

如果我们从前苏联的垮台、前南斯拉夫的巴尔干化以及“阿拉伯之春”之后无休止的冲突和动乱中能够学到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是由你们的西方式民主和制衡所助长的当地民族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困扰这些国家和社会几十年，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摧毁一个本来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因此，你可以看到中国对效仿的观望和迟疑态度。

然而，事实上，我并不会指责你们美国和西方狂热地支持和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你们西方式的民主和制衡。因为从心底上，你们一定是真诚地相信，由于民主和制衡已经在你们的国家和社会运作良好，所以你们才会想与我们其他人分享你们最佳的实践做法。所以，这不是利己主义，这是利他主义。

我们目前的世界秩序，同样是既有利己主义动机的基础，也有利他主义动机的基础。有时我们就是不需要他人的任何回报，因为仅凭他们的满足和幸福就可以证明，我们所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是合理正当的。我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明知道人类本质上是竞争性和贪婪的，但你仍然声称政府或社会所应当做的正确方式是迎合这些需求，而不是使用更好的目的和目标来提升或引导他们。

中国有一句名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事实上，在中国你根本就没有选择保持继续贫穷的自由和权利，因为不断会有当地的“扶贫”官员，真真切切地站在你家门口之外，为你提供各种项目或资金，以确保你会用于学习和工作，以期你最终能把自己从贫困线下拯救出来。  

至于说我们的中国领导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要说，在中国，你首先必须用事实证明自己有能力，然后才有资格担任领导。如果你曾经把一家公司搞破产，进行过一些可疑的交易，或者在公开场合里侮辱过任何人，你在中国甚至将不适合被任命为县市长。当然，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女性领导人进入中国高层。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大有改进，在过去40年里的权力过渡都是和平有序的，我们也毫不怀疑，在未来几年权力的交接过渡会继续如此。

总而言之，我认为你所说的中美两国应当有适合自己的制度和治理方式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中美之间也始终要“求同存异”。我也很高兴地了解，你其实并不完全认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恐惧论”，因为这些不过只是你们媒体为了卖报纸而耍的花招。否则，你知道我一定会引用我最喜欢的尤达大师语录，“恐惧是通往黑暗的道路。恐惧导致愤怒，愤怒导致仇恨，仇恨则会导致亘久的痛苦。”

你诚挚的，

Michael

小结：其实，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不断的找各种借口、宣传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一方。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正是中方的不断“挑衅”，才引起了西方的“正当防卫”，这样西方就始终能占据舆论和道义的高地，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上面的交流和讨论中，Fred的观点开始看起来比较隐晦，但是逐渐就越来越清楚。在他看来，不管一国的政府还是人民，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哪怕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不必要是一场零和游戏，但是，他一直主张国家和个人都是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中国只要崛起，就会想要更多，甚至牺牲他国利益，也就必然会威胁和影响到西方世界的利益。而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按照西方的所谓“公平竞争”的规则。

当然，尽管Fred在美国人当中绝对属于友华人士，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他的很多观点也是我根本无法认同的。同样，经过这次讨论，他最后能认同我的多少观点，我想也是个问号。但是，这并不妨碍中美之间需要有更多层次、更多样性的交流，从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亮出来。毕竟，西方社会现在还掌握着世界的主要话语权，如果我们不去交流，只是各说各的，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对我们更加不利。特别是，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我们能够掌握对方的思维和话语方式，知己知彼，并善“用其人之道”，那么就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是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邮件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