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此前，已有一些国家宣布从中国撤侨，也有外国航空公司暂停或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变化，我们在外交上该如何因势而动积极应对当前的局面？
世卫组织宣布PHEIC，但也强调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的主张。一些国家由于担心产生输入病例导致病毒传播，所以采取了严控中国公民入境等措施，甚至还有少数外国民众出现了歧视华人及排华的情绪和言行。这其中，有的国家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显然是一种过度反应，另一些国家则因具体原因考虑到疫情还处在变化之中，其发展前景尚不明朗，我们对此需要理解和尊重。而对于某些排华情绪，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让外国民众了解和明白，这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一个国籍甚至是种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目前的努力，把此次疫情和防控情况及时、客观、透明和专业地向国际社会进行通报。同时，继续加强与外国政府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避免疫情在国际上的进一步扩散，特别是帮助那些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积极开展预防行动。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是对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战，也是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应急外交的一次考验。所谓应急外交，就是面对突发事件或危机而开展的外交。
首先，进一步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外交等部门及时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通报情况，分享病毒的基因序列等信息，从而有助于其他国家能够迅速做出诊断和采取保护措施，减少疫情的国际蔓延。中国还邀请世卫组织召集和带领国际专家来华，评估疫情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中国也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各种援助表示欢迎并感谢。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重视通过驻外机构和国际媒体，进一步客观且专业地解释、介绍这次疫情的起因和特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以及下一阶段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等。在让国外民众及时了解疫情的同时，也能积极回应各种疑虑，以取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决心和行动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世卫组织的决定，客观说一方面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或许会带来一些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疫情方面协调行动。
比如，如何妥善安排此前曾旅居湖北特别是武汉、现在在国外旅游或公干的中国公民就地安置或者安全回国？这需要我驻外使领馆与旅游、电信、运输、海关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全面掌握相关信息，同时与所在国政府主动、密切协调，做出让双方都满意的相应安排。又如，对在中国特别是疫情比较严重地区旅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外国公民，在及时掌握其动态，帮助其应对疫情的同时，如何与当地相关使领馆或其本国政府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妥善处理和安排外国公民的生活？目前，我外交部门已经全力安排包机航班，前往各国接回滞留在当地的湖北籍旅客返回武汉，体现了国家的责任。
第三，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转危为机。此次疫情短时间内给一些国家造成了困难和麻烦，但长期来看，中国在应对这次疫情中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可为国际社会应对目前和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做出贡献。
此次疫情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我国在认识和研究此类病毒方面取得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方法，都有利于我们在制定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评估标准和处置程序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及一手资料，客观地说这将有利于我们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做出我们的贡献。为此，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我们需进一步加强与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利用国际组织的技术和业务资源，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把应对疫情过程中取得的经验通过国际组织及时分享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已受疫情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提供更多和更直接的帮助。
面对突发事件和危机，中国外交曾多次经受过考验。与SARS等历次传染病相比，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许多新的特点，中国如今所拥有的实力和地位、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已发生很大变化。这对中国应急外交的理念、机制和能力是一次新的挑战。除了开展传统外交，更要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发挥公共外交和卫生外交的作用。此次疫情具有跨国性，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应成为应急外交的基本途径。
公共卫生涉及人的健康和安全，特别需要调动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更好地争取国际支持和国际合作。公共卫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性，在应急外交中，可集中力量开展卫生外交，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兼顾危机应对和长效治理。
我们相信，中国的应急外交一定能经受考验，中国的国际合作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积极和有效的应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深刻反思并不断改善我们的治理体系，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治理能力，同时也可以为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有益借鉴和经验。(作者是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