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代表世界经济秩序步入大调整元年，那么2020年将是世界力量平衡大转变的元年。各种力量博弈更加激烈、局势更加动荡、挑战更加严峻，全球治理体系将承受更为严峻的考验。有四大挑战比较突出：

一是世界经济不容乐观，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较之2019年，2020年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增无减。不少专家预计2020年资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全球经济衰退概率较大。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进行空前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增加了新的变数。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2008年以来，一直采取货币宽松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乃至消失，苦于缺乏替代措施，不得不继续饮鸠止渴。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如惊弓之鸟，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遭受外部资金大进大出的失控局面，金融风险不亚于2008年以前的程度。

2020年中国金融开放迈开步伐，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债市、股市、银行、保险、资管业务，加上“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合作深入拓展，海外人民币资金池持续扩大，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变化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将增大，考验中国金融业的韧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二是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持续扩大，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措手无策，既不能客观分析解释，又没有解决办法。不管是国债攀升还是货币极度宽松，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两头受挤”。民众不满和怨愤长期累积，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加重。

2020年，美国大选、英国退欧、欧盟内部分裂加深等重大挑战纷至沓来。这些重大变数使西方大国制度性危机加深，进一步撕裂社会架构，国内政治更趋极端化。同时，危机外溢效应凸显，竭力转嫁危机，对外政策极端强硬面、军事冒险性增加，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升级等挑战更加乏力。

全球化不会逆转，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将持续升温，“治理赤字”扩大已使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四分五裂，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将成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

三是国际战略稳定遭到严重削弱,使欧洲、亚太、中东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大国关系更趋复杂敏感。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期，2020年又是美国大选之年，选举政治将使本已十分复杂的两国关系不确定性明显增大。

美俄围绕战略空间的“挤压”与“反挤压”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矛盾加深，对欧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俄土“土耳其流”项目实施“域外制裁”。美俄博弈日趋尖锐，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并恢复陆基中程导弹研发试验，宣布在欧洲和亚太重新部署此类导弹;同时，美国声称将退出《武器贸易条约》、美俄《开放天空条约》，并可能永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现代化、小型化步伐加快，大国核武竞赛或卷土重来。

在中东地区，美伊险些触发军事冲突，矛盾激化难以避免，下步走向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巴以冲突围绕耶路撒冷地位和联合国“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受到冲击，再趋激烈。

四是全球新科技革命继续加速，大国在高科技领域加大投入，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乃至国家竞争模式。

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涌现，科技成果转化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主要国家加大新技术投资研发，科技能力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科技封锁和钳制被美国作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经济创新发展。

新全球化时代技术革命重要性凸显，科技能力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美国可能继续搞对华科技“脱钩”，但中国既有全球生产链组成部分的技术积累，又有后发优势，因此科技发展势头不可阻挡，而且还有可能在部分领域取得突破。

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推动或破坏都将随着许多先进技术集中突破和相互结合加倍放大，亟需制定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新规则、新体系。加强网络管理和协调以防止网络成为新的战争空间;加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建立国际合作共识以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和武器化;面对美国“退群”如何在《巴黎协定》基础上巩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无一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总之，2020年处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期，大变是常态。我们对“大变局”所蕴含的危险与机遇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变化的世界和日益发展的中国要有清醒的再认识，坚持契合中国实际、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积极推动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包容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持之以恒的做出努力。(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