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美国参议院进行了最终投票表决，正式否决了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包括“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最后一只靴子落下，想必特朗普也能长舒一口气了。

而为了能顺利过关，特朗普之前可没少“作”。

2020年初，正当特朗普的弹劾案即将从众议院转入参议院的关键时刻，美军无人机突袭炸死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紧接着美伊冲突升级消息震撼了美国，淹没了弹劾的新闻。这次突袭攻击是由特朗普亲自下令的，立刻有人质疑，在此弹劾关键时刻发动攻击是不是为了销蚀弹劾的影响力，为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保驾护航？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质疑还都没有“铁证”来支撑，只是猜想假设，但产生这样的猜想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先例：为了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竞选者在对外战争中玩花招，不惜让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受损。尼克松就是一个例子。

尼克松为了自己竞选获胜，在越战和平谈判中玩拖延的“损国”花招，这在1970年代曾经是没有“铁证”的传闻，不过数十年后文件解密，“铁证”终于浮出台面。尼克松的“损国”花招和水门事件有着神秘的联系，本应该在他的弹劾调查中曝光，但是却被深埋，直到他去世之后才逐渐揭示出来。

弹劾被很多崇信西式民主的人视为“对权力进行约束”“制约权力滥用”“有益于国家社会人民”的好方法。但是审视美国在近五十年来的三次总统弹劾案（尼克松、克林顿、特朗普），却可以看到弹劾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复杂的。

尼克松案：针对轻者、不针对重者

尼克松弹劾案的关键事件是“水门事件”。这个事件1972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水门大厦，那里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6月17日凌晨，有五个人偷偷潜入民主党的办公室，企图在那里安装窃听设备和偷拍文件，大厦保安发现后报警，五人被抓获。尼克松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共和党人，他利用各种权力极力阻扰对水门案件的深入调查。结果国会发起弹劾动议，经过一番听证之后，1974年弹劾审判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尼克松在被正式弹劾之前主动辞职。

尼克松滥用权力阻扰司法公正，是弹劾的核心内容，这个弹劾案在制约权力滥用方面起到了效果。但是，尼克松滥用权力并不仅限于“阻扰调查”“阻扰司法公正”。从“有益于国家社会人民”的角度来看，他的其它一些相关行为产生的效果是更为恶劣的，譬如在越战和谈中玩花招。

1968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候选人Humphrey进行着激烈的竞选大战。当时是越战时期，执政的总统是民主党的约翰逊。越战在美国已不得人心，反战示威很多，要求结束越战的呼声很大。

尼克松打出的一张吸引选票的牌是“结束越战”。民主党政府那时也在筹划结束越战，并且于1968年5月在巴黎与北越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双方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北越的要求是美国必须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才可进行正式的和平谈判。经过斟酌考量，约翰逊有意在10月停止轰炸。

当尼克松得知约翰逊的意图之后非常焦虑，他怕停止轰炸后，和平谈判可能很快进行，选民因此会对民主党“结束越战”信心大增，使共和党的“结束越战”牌失去吸引力。为了扰乱和平谈判，他与共和党的密友们想出一计：利用南越政府来作梗阻扰和谈。

他们联系了陈香梅，让她去向南越驻美大使游说。陈香梅的丈夫陈纳德是二战时援助中国的美国“飞虎队”空军指挥官，战后陈香梅随夫定居华盛顿积极参与共和党的政治活动。陈香梅与亚洲的反共政府领导人有着很好的关系，南越驻美大使是她的朋友。她给南越大使打电话，让他告诉西贡政府要“hold on”，不要去参与民主党政府推动的和谈，而要等共和党当选后再参与，说那时南越可以得到更好的“deal”，更好的结果。

尼克松与陈香梅，图片来源：MSNBC

陈香梅和南越大使的通话被联邦调查局（FBI）窃听到，报告给了约翰逊总统。约翰逊非常愤怒，私下对尼克松发出严厉指责，尼克松知道这样的电话若被告知大众，对他的竞选非常不利，而且他还可能被控“叛国罪”，就推诿说自己完全不知道陈香梅给南越大使打电话的事情。约翰逊没有把这件事情公开，因为窃听“友邦”大使的电话是不便于公开声张的。

“陈香梅电话事件”是尼克松的一个心病，他很怕此事被正式曝光，很怕自己要承担“叛国罪”。他当上总统后一直在封杀相关的证据，同时千方百计刺探民主党对此事件的动向，如果民主党利用此事来攻击他，对他竞选连任下一届的总统（1973-1976）非常不利。水门大厦中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掌管着民主党竞选活动的敏感机密动向，对那里进行窃听，可以使他了解情况。

在尼克松的弹劾案中，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司法公正、妨碍水门窃听调查方面，而对窃听的具体目的以及其它相关内容则没有深入涉及。尼克松于1994年逝世，关于他的许多文件逐渐解密。文件数量浩大，与水门、陈香梅电话相关的信息隐藏在很多文件的字句缝隙之中，譬如尼克松一位幕僚的手写笔记，记录了很多其它事情，其中有几句是关于陈香梅电话的，这些句子还往往不是规范的语言，而是简略的几个字、几个缩写。学者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海量的时间，终于查清了陈香梅电话事件，找到了“铁证”。他们的结论是：尼克松亲自参与了陈香梅电话事件，并不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他人擅自所为。2010年之后，学者们的这个结论逐渐在越来越多的大媒体上发出了声音。[1]

“阻挠越战和谈”显然比“阻扰水门窃听调查”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有着更为严重的直接损害。可惜，尼克松的弹劾案只是针对了轻者，而不是重者。

克林顿案：关注小事、忽视大事

克林顿弹劾案发生在1998年。如果说尼克松案是“针对轻者、不针对重者”，起码重者和轻者都是有损于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那么，克林顿弹劾案则是“关注小事、忽视大事”，而那小事本是无关于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那大事却是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关系非常重大。

克林顿弹劾案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民主党的克林顿在1995至1997年间曾经与白宫的见习生莱温斯基（1995年时22岁）有过不同程度的性关系。1998年，原本负责调查克林顿在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独立检察官、共和党人斯塔尔，在调查经济等无果的情况下，集中精力瞄准与“性骚扰”可能相关的事情。

莱温斯基的一位朋友将她所知的莱温斯基和克林顿亲密关系的情况告诉了斯塔尔。虽然这种婚外情的亲密关系不是性骚扰，但当克林顿在接受调查时宣誓说自己与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这个行为构成了“作伪证”。

1998年12月，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通过了对克林顿的总统弹劾，随后案件转入参议院进行审判。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定罪。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不到三分之二，同时也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没有投赞成票，最终，克林顿被开释。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本是一件与国家社会人民利益无关的个人事件，对国家来说是小事，但在政敌的刻意安排之下，对婚外情的否认演变成“作伪证”，而且上纲到“妨碍司法公正”，最终使众议院可以通过“总统弹劾”。

婚外情这样的绯闻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很有娱乐性、刺激性，大众对克林顿弹劾案的关注兴趣非常高。虽然这种绯闻不关乎国家重大利益，但在整个1998年及其前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克林顿的绯闻事件占据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旷日持久。

在这段时间里，大众的兴趣都集中在绯闻上，其它真正重大的事情反被抛到脑后，甚至连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的袭击也没有引起大众足够的注意。1998年8月7日，美国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两个大使馆被炸，二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个消息却没有一天前莱温斯基8月6日开始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词的新闻更引起人们的亢奋和兴趣，大家兴致勃勃地追踪着绯闻调查的进展，无暇旁骛其它。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之后，克林顿在8月20日下令用导弹轰炸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苏丹的几个据点。立刻有政敌指责导弹轰炸是想淡化绯闻事件，企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不过，大众的视线并没有被转移，他们对绯闻的兴趣远大于基地组织，而且这种兴趣旷日持久，经久不衰。1999年3月，莱温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问，有七千万人收看，打破新闻秀收视纪录。

当大众争相追看绯闻消息的时候，有关基地组织的新闻被打入了冷宫。在绯闻热潮期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基地组织活动一些蛛丝马迹，但都没有追踪调查。譬如，911劫机案中的一名劫机者在1999年就被情报机构获知参与基地组织活动，可是他的名字却没有被列入监视名单，以至2001年他能够顺利进入美国进行911劫机暴行。[2]

又譬如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早在1998年就调查到基地组织在美国的一些活动，但他的相关报告却被轻率地抛掷到一旁。[3]这些蛛丝马迹的活动线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认真的追踪调查。如果追踪调查这些活动能像追踪调查克林顿绯闻那样“穷追不舍”，911的灾难性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关注小事、忽视大事”是克林顿弹劾案的特点，这种忽视使美国自我削弱了集中精力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自我损毁了防止重大灾难的机会，表现了西方民主制中“自弱”、“自毁”的结构性机制缺陷。

特朗普案：在撕裂中的竞争

特朗普弹劾案继续展现着西式民主的“自弱”“自毁” 机制缺陷，这些缺陷与选举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西式民主赋予选民无需负责任的选举权利，无视选民中的“大多数”对于高端复杂的政治问题缺乏理解的事实。如果有责任约束要求投票者必须理解投票事项的内容，那些原本不理解的复杂事务还有可能被逐渐理解，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并没有这样的责任要求。因此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中，竞选人可以利用选民的“不负责”“不理解”来为自己争选票，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制造容易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特朗普就是如此。

“竞选对手有腐败行为”，这是既易于理解、又具有打击力的信息，特朗普便推动制造这样的信息。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的一个天然气公司担任董事，这家公司有腐败嫌疑，特朗普推动乌克兰总统下令调查拜登父子涉嫌腐败，为了使推动更有效，他利用权力扣压美国给乌克兰的军援款项来增加压力。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引发了民主党人对他的调查，最终导致了弹劾。

支持特朗普的网民制作表情包嘲讽佩洛西：马上弹劾，稍后调查，图片来源：imgflip.com

特朗普案和尼克松案都是和总统选举直接相关的，都是为了争选票而滥用权力。西方民主理论把选举视为选择领导人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认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才可以代表人民的意愿，才会为人民利益服务。但在西式民主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到，选举带来的结果并非如此理想。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象，是源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三个误区陷阱。

第一， “个人”与“人民”的概念本位混淆的误区陷阱。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保障个人权利”，选举权就是这样的个人权利，一人一票就是保障个人选举权利，这种权利概念是个体本位的。但是同时，西方民主理论又有另一个相关的核心理念“民主是人民统治”，此处的“人民”是集体本位的概念。

在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中，“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是没有矛盾的一对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只有保障了个人权利才能实现人民统治的民主。不过在政治实践中，这两个概念本位的混淆却会导致很多问题。在个体本位的概念框架中，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不存在整体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所谓“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所谓“民意”则是无数互相对立的意见。

忽视这个概念逻辑矛盾的结果是，个人可以在民主体制中以“人民”之名来追求个人利益，同时把不同意自己意见、与自己利益向左的人称为“反人民”“人民之敌”，因此很容易造成社会撕裂。这个现象目前在许多实行西式民主的地方都能看到，最近的台湾选举、香港乱局就是例子；美国近年来的撕裂也非常严重，煽动民粹、撕裂社会成为了一种竞选战略，特朗普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战略。

第二，不负责任的选举权误区陷阱。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一个选民即使对投票选举的内容一无所知，也可以任意投票。这种不负责任的选举方法，如同让人无照驾车。对驾驶者有获取驾照的责任要求，是因为开车涉及公共利益，如果允许人们无照驾驶，就会引发交通事故，伤害公众和社会，这种设立责任门槛的做法是得到理性社会普遍认同的。

选举执政者也涉及公共利益，而且涉及的利益要比驾驶汽车重大得多。但是，选举的权利却没有责任的制约，这是违背理性的，是在体制结构中嵌入了非理性“自毁机制”。不需负责任的投票制度，使得竞选人很容易通过耍花招来拉选票，因为投票人不必去认真思考竞选人的花招，只要花招表面上吸引人，就能吸引到选票。这对竞选者个人有利，却很可能对国家造成损毁。尼克松耍花招阻挠越战和谈是个突出的例子，它延长了战争，使美国耗费了巨大的军费，死伤了大量的人员，损害了国家。

第三，民主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误区陷阱。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不是一种趋强取向的选择执政者的制度，它具有趋中化取向，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趋中的，不能理解高端，倾向于认同趋中者。在民主选举中，那些智力0分的傻瓜不可能当选，但智力100分的高智者也很可能因“曲高和寡、难以理解”，被排斥于执政决策的圈子之外。民主的“多数制”规则含有趋中效应，难以实现趋强取向的选择。趋中制国家在国际上和趋强制国家竞争，将处于劣势，导致自我弱化。

中国传统的“从贤”理念和西式民主的这种“从众”理念不同，中国的“选贤任能”是要选拔高于普通人、高于中位数水平的人来执政，这是“优主”，不是“民主”，是优贤者作主，不是平庸者作主。优主执政并非只为优者服务，优贤者是要为“民”服务的，此处的“民”是明确的集体本位的概念，不是西式民主理论中个体本位的、易于引发撕裂的人民概念。

西方民主中的弹劾制度本意是要对执政者滥权腐败进行制约，以便有益于国家社会人民，但美国的这几个弹劾案却显示出非常复杂的结果，弹劾耗费了巨大的时间精力，但结果却是“针对轻者、不针对重者”，甚至是“关注小事、忽视大事”，造成自弱、自毁的后果。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进行了制度性的探索，要冲破“历史周期律”，要找到适合中国的有效方法，那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那些问题重重的方法，这种探索将丰富人类社会的治理经验。

（作者尹伊文，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

注释：

1. 请参阅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nixon-prolonged-vietnam-war-for-political-gainand-johnson-knew-about-it-newly-unclassified-tapes-suggest-3595441/

2. 这位劫机者是Salem al-Hazmi，沙特阿拉伯人。

3.  联邦调查局官员Robert Wright在1998年发现了基地组织在美国的筹款渠道，并追踪到一位沙特银行家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没有被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