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视角下，“东方”是个比较多义和模糊的概念。对西欧来说，东欧属于东方，亚洲也属于东方，并有近东、中东和远东之说。在现代，“东方”也不乏狭义地指代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韩三国在发展过程中成绩优异，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合作进程中作用越来越明显。于是，出现了特殊含义的“亚洲”与“西方”的东西方对比。至少在抗击新冠疫情问题上，这种对比耐人寻味。

抗疫形势对比加剧了西方的不自信。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曾经是富饶迷人的，有中国开封的绸绢谷粮、苏州的金锦织物、漳州的珍珠宝石和日本的黄金宫殿，引发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踏上寻找东方之路。他们曾带给亚洲技术和现代思想，但同时也带来殖民榨取、掠夺与杀戮。西方国家经过五个世纪的扩张，凭借软硬实力维持了国际政治主导权，并形成对亚洲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上世纪经过东西方冷战的洗礼，又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

但如今伴随亚洲国家发展的成功，西方正在失去自信。新冠疫情以来，中日韩最先一波遭到冲击但都通过努力取得各自的初步抗疫成效，这进一步与美欧疫情暴发至今但应对乏力形成明显对比。

国际协调不复存在。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信念，在20世纪30年代曾遭到一次大的破坏，当时的全球性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二战以后，美国领导的西方重拾开放与自由贸易信念。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仍能谋求与亚洲国家合作，挽救世界经济。

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自身被疫情打得溃不成军，但仍玩弄政治权术，拒绝团结，拒绝国际协调。国际上不少学者指出，美国自动放弃了国际合作，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领导西方协调抗疫的意志。

亚洲经验可圈可点。相比西方，亚洲的中日韩在抗击疫情上表现不俗。中国不仅成功实现疫情逆转，还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联防联控经验，并向近百个国家提供援助，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日本以国民高度自觉为特点的“水边极限”防控也初见成效，虽有反复并在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无论感染人数还是死亡率，在当前世界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中都不算特别严重。日本政府施策虽然保守但也比较冷静，既把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降到最低，又没导致医疗体系崩溃。韩国则根据本国国情,以早发现、大规模检测、彻底精准追踪和有重点收治、关闭等方法达到良好效果，感染人数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难能可贵的是中日韩三国间还表现了互相鼓励和支援的团结合作精神。新冠疫情发生之初，日韩两国都积极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的援助物资上写着唐诗，体现了亚洲国家之间深厚的人文渊源。尤其是面对疫情，日本政府官员和学校都向人们提示：可怕的是病毒，不是人，呼吁人们不要歧视特定国家的人。当日韩疫情严重后，中国各地开始数倍报恩援助，出现良性互动，展示了亚洲的报恩文化。中日韩三国外长还及时召开视频会议，在共同抗击疫情方面达成一致。大敌当前，首先在东北亚实现了国家间的团结与协调，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精神，形成了亚洲经验。

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也被看作“西方”一员。在2月末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有西方国家代表当着日本财相麻生太郎的面，说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与西方无关。事后，麻生对西方的傲慢态度表达了强烈不满。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无论在地理、文化还是人种上，既脱不了亚，也入不了欧。

抗疫是对国力的测试，也是对“国格”的考验。亚洲在团结抗疫，互相援助和鼓励，西方不少人却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疫情总归要过去，到时候，在西方与亚洲之间谁更表现了有效治理、经济活力、文化魅力和国际责任，想必不难见分晓。不少学者都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至少在这次疫情中，亚洲的中日韩三国站在了世界前列和时代前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后疫情时代的亚洲将以负责、开放与协调的姿态，拥抱世界，拥抱未来。(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