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是一条被病毒传播率所加速的指数时间轴，随着全球大暴发的开始，世界形势也开始按照指数规律变化。今天发生的事情在数周前还完全无法想象，而14天之后世界又将是何等模样今天也没人能预测。一个接一个的“拐点”事件，让人们只感觉到时代巨变在发生，但却难以判断到底在发生什么。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经济全球化的终结？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转移？“后美国”世界降临？世界秩序的永久改变？无政府“乱世”开始？预测技术大都依赖于线性外推，当历史性转折加速发生时，判断力的基础也在加速崩塌。“西方的先进”、“美国的能力”、“时代的前进”……长期以来被视为想当然的牢固信念在令人震惊的现实面前纷纷解体。

人们能做的，就是一步步退回到更基本的认知中，依靠更牢固、更稳定一些的信念，勉强维持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和预测。

美国变得难以理解

疫情发生以来，原本就已变得混乱模糊的美国，更加难以理解了。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按三种以上的方式解释美国的怪异行为。

第一种：纯粹就是应对失败。目前，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自4月8日起连续刷新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的世界纪录，仅纽约州一州的确诊数量就已超过了疫情第二严重的西班牙，而全美总计确诊数量已超过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之总和。

名副其实的“美国第一”灾情，被媒体普遍归因于整个国家在早期应对时的多重失误和决策不当。这个解释有很多人不相信，毕竟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能力最强大的国家，怎么会在疫情应对上表现得像个失败国家？这就给其他解释留了空间。

第二种：有人故意让疫情暴发。这种解释包括了各种版本的阴谋论，从病毒就是美国实验室里人工制造出来的，到疫情全球大暴发美国政府早就知道，从美国为了打击中国而发动生物战，到欧美统治精英计划用流行病消灭全球过剩人口，诸多理论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逻辑。

阴谋论版本的特点是认为整个案子从策划到实施都是阴谋，动机和结果具有一致性。当然这种解释也是难以服人，关键是缺乏完整的证据链，而且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假设的原始企图两者之间也很难匹配。所以还有其他的解释空间。

第三种：半是阴谋半是失误。这种解释介于前两种之间，其基本含义是：抛开关于疫情起因的猜测，只观察事发之后美国政府的应对，其中似乎不仅只是应对失误导致的失控，似乎还包含了因势利导为己所用的动机。

就好像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被美国政府利用来动员全国介入二战，或2001年9·11事件被美国政府利用来动员全国发起反恐战争。“这将是我们的珍珠港时刻、9·11时刻……”，类似的话近日来从美国高官口中频频说出。但是正在按战时状态动员起来的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呢？与中国开战？减少世界人口？还是另有其他潜在意图？也没法说清。

这种难以理解的情况只发生在美国身上，并不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欧洲国家疫情控制得不好就是应对失败，不会被解读为别有用心；东亚国家控制得不错就是应对成功，也不会被看作是另有企图，都很简单。但美国却不一样，它是世界的领导者，如果疫情在美国持续肆虐，拐点迟迟不出现，真的发生了10-20万人口死去的惨剧，这哪里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和领导者？

另一个美国——“资本国际”

一直以来都有关于美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叠加而成的解释理论，如华盛顿美国（或“地缘美国”）与华尔街美国（或“币缘美国”）的划分。[1]

一个叠加而成的合体国家，平时很难看清楚，土地、人民、政府都是一个，看不出背后还有另一个。但是到了非常时期就一定会暴露出来，因为如果存在两个以上利益主体，遇到危机的时候，相互之间就会有矛盾冲突。

疫情当前，如果把平时看不见的另一个美国分离出来，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似乎就有了新的解释。

按照“币缘美国”的定义，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虚拟国家，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一个通过紧密的资本关系（币缘）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由150家左右金融巨头和大型跨国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它的“国民”大约就是世界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那1%人口，它的GDP大约是3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和[2]，它的“首都”在纽约的华尔街，它通过占据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个顶层而主导着全世界。

由于这150家左右金融和工商业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大部分在美国，并通过华尔街这个“首都”开展金融活动，因此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关系，并经常会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当作服务于其核心利益的工具。又由于它的主体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遍及世界各地，“国民”也分散在世界各国，因此它实际上是凌驾在美国之上而并不归属于美国。所以更为准确的一个名字，是法国学者迪美尼尔和莱维在《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一书中的用语——“资本国际”。[3]

回到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毫无疑问，疫情在美国的暴发和蔓延，对于“资本国际”这个寄生的虚拟国家来说，有着与美国本身完全不同的意义。

第一、“资本国际”的“国民”基本上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1%人群，他们的生活世界本来就与其它的99%是隔离的。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数据，他们所占有的全部财富相当于全球财富总额的20%，平均财富是全球人均财富的50倍[4]。这足以保障他们和其家人自由选择居住在世界上最舒适、最安全、最远离穷人的任何地方，并获得最好的卫生条件和医疗保障。即使近在眼前的纽约州已经成了疫情的“震中”，但当地医院的拥挤和尸体的堆积也是远在天边的事情，与这个特殊人群基本无关。最近的新闻报道说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去年一年花在安保和私人飞行上的钱高达2300万美元[5]。相比之下，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数据是，有将近40%美国人拿不出400美金应急。

图片来源：《全球不平等逸史》

第二、既然人身安全不是“资本国际”主要关心的问题，那么经济就始终是它的头等大事，即使疫情大暴发也不能改变。所以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美联储的“无限制QE”救市措施，而迟迟看不到来自华尔街的任何抗疫救命措施。在“资本国际”的盘算中，停工停产、经济衰退是远比多少人确诊、多少人病死严重百倍的大问题，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接受一边天天死人一边照常开工的“折中”方案，那是最好不过了。正如人们看到的，特朗普正在准备做出“我一生中最大的决定”即顶着疫情的冲击为了商业而“重新开放美国”[6]。这显然是来自“资本国际”的压力，而并非美国的本意。别忘了，“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历史上利奥波德时期比利时人取自刚果的橡胶被称为“鲜血橡胶”，17世纪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波多西山锡矿留下了800万印第安人尸体[7]，即使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西方的新殖民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第三世界总计上亿人口的死亡[8]。用流行语说，“这就是生活”。

第三、美国本土因疫情死亡几十万人，对美国是件大事，但对“资本国际”不算是大事，所以才有特朗普那个令人震惊的表态：死亡人数控制在20万以下美国的防疫工作就算做得不错！人们不妨做个换位思考，从1%的人群的位置上俯瞰全球，先排除掉中国和东亚几个特殊的地区，看看欧洲和拉美的疫情，再展望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印度和非洲的可能疫情，恐怕就明白美国“20万以下”的含义了。这很可能代表了“资本国际”关于全球将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死亡的一个可以接受的预估。而相对于印度和非洲正在浮现的巨大灾难，死亡人数小于20万的美国将作为一个抗击疫情成功的国家重新领导世界。可以说，当今不会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无动于衷地接受这个疫情预估，甚至美国政府也不会公开接受，但对“资本国际”来说却完全没有问题。

第四、这也就解释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系列离奇言论，包括极端的反华言论。此人在国会里被昵称为“科赫的议员”，从政之前就是科氏（Koch）企业的商业合伙人，步入政坛之后一直是科赫竞选资金的最大接受者。众所周知，科赫兄弟所控制的“自由伙伴”右翼组织是在过去40年里代表资本势力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最大金主，掌握着企业游说、政治活动的非营利支出以及竞选捐款这三大渠道。即使是在宣称要“排干沼泽”即抵制政治捐款的2016年大选，“科赫兄弟的私人政治组织所发的工资，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还多。”“倾注了大笔资金，给了至少19名参议员、42名众议员、4名州长的竞选，以及全国各地不可胜数的层级更小的选举。”[9]，最后的结果，当然就如雅虎财经在大选次日的标题所言：“特朗普的胜利是华尔街银行的‘大满贯’”[10]。对“资本国际”来说，尽管特朗普靠民粹运动上台，游离在精英控制之外，但他本人不过是个会玩骗术的傀儡，而副总统彭斯和前任中情局长、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则都是科赫兄弟的家臣。所以蓬佩奥的言论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的传声筒，他对中国的攻击也就代表了“资本国际”对中国的舆论攻击。

第五、“资本国际”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并不基于意识形态，主要是出于资本的考虑。由于资本的逻辑单一而且直接，所以“资本国际”即使没有总统和内阁，没有人统一进行决策和指挥，它的主体企业却也具有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的共同行为特征以及目标上的一致性。仍以科赫家族为例，这个家族的族长弗雷德·查斯·科赫（Fred Chase Koch）“第一次享有大盈利”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帮助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造现代炼油厂，接下来又与纳粹政权“重要代理人”威廉·戴维斯一起参与了希特勒时期德国炼油厂的项目，并从中获益。据记载，弗雷德曾说，“我认为世界上的健全国家只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因为他们全都在工作，并且努力工作。”[11] 这就代表了资本家关于现代国家的“资本标准”。无独有偶，华尔街摩根财团，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按照“资本标准”将当时积极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发展为三个新的客户[12]。可见，“资本国际”这个虚拟国家虽然寄生在美国，但却并不必然效忠于美国，它只效忠于资本。具体到对华政策，基于“政治标准”的华盛顿与基于“资本标准”的华尔街并不是同一套，中美之间双边经贸谈判，实质上是一场三边谈判，“资本国际”在其中有它自身的特殊利益。考虑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蓬佩奥等领头的政客背后也都是“资本国际”的势力，而不是美国政府，他们主要为资本家利益说话，而不是国家利益代言人，那么针对中国的这一波越来越凶的舆论攻势，还是更多地要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而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视角。到目前为止，反华舆论攻势其实并未对中美之间实质性的经贸关系造成太大影响，仅见的现实影响是阻止了部分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这一点很可能是“资本国际”的阶段性目标之一。因为在中美经贸协议关于金融服务对等开放的原则之下，如果现实中中国公司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一定的阻碍，而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增加，肯定是符合“资本国际”整体利益的。

第六、“资本国际”针对中国展开的舆论战当然不仅只是一个战术，当舆论战的规模大到形成了战略性的压倒性优势，达到了一手遮天、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程度时，对手就完全任人宰割了，这也是“资本国际”所追求的目标。历史上很多至今都难以翻案的事件，世人早已普遍接受了西方媒体给定的结论，但假的“真相”背后却是无数冤死的生命。这是一种系统性舆论操作的结果，诸如下列这样一些事实真相一直都被很好地掩盖了：最早的集中营并不是纳粹德国的发明，而是由英帝国在肯尼亚和南非建造的。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德国人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将纳米比亚的赫雷罗（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数人消灭。欧洲的罗姆人（Roma）所遭受的大屠杀和犹太人类似，直到今天仍在受到法国和捷克等国的残忍迫害。在东刚果发生的导致300万-400万人被杀害的当地民兵暴行，背后是跨国集团和多个国家的政府。越战期间美国空军对柬埔寨实施的轰炸是种族灭绝性质的，所造成的伤亡远远大于红色高棉的行动所造成的死亡数，等等[13]。“资本国际”是一架将全球当作压榨对象的赢利机器，西方媒体舆论是确保这架机器顺利运转的根本保障，如果不靠西方媒体舆论掩盖真相，不把杀人者、被杀者和重大犯罪现场都隐藏起来，赢利机器就无法运转下去。这正是“资本国际”舆论战的战略性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成为“资本国际”舆论战锁定的一个战略目标了，各种武器都在开火，非常熟悉的一幕已经开演了。

根据以上六点的分析，将“资本国际”而不是美国锁定为正在形成的新的两极世界中的一极，显然更有解释力一些。从美国方面看，二战结束时得美国拥有整个世界一半的财富，控制着西半球和两个大洋，占领着日本并掌握着西欧，是国际政治中名副其实的一极。而“铁幕”降下之后的苏联东欧集团构成为另一极，两者塑造了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格局。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金融和工商业跨国公司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中成群崛起，并膨胀为一个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全球网络。同时这些大公司每年花费大笔资金控制众多智库、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左右全球政治，并通过与美国合体共生而拥有主权国家的实力。所以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原本由美国所占据的那一极就可以被“资本国际”所取代了。

当然，由于“资本国际”与美国长期混合交融，将前者的特性权当作后者的特性，继续将美国这个概念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单一行为体，也问题不大。只不过由于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突然暴发，将很多深层的问题硬生生逼了出来，“资本国际”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也愈发明显了。

谁是与“资本国际”对立的另一极？

冷战时期的美国这一极演变成了今天的“资本国际”，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一极提前瓦解了，今天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已退化为多极世界格局中较小的一极，不仅无力抗衡实力巨大的“资本国际”，而且由于全面实行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也沦为了“资本国际”的一个附属部分。

但“资本国际”必然有它的对立面，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一国之内的资本势力受到本国左翼政治势力的抵抗，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被社会主义政策所平衡。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并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实行某种程度的混合制度。

一旦越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势力越过各国的国界，通过金融和工商业跨国公司的形式聚集成为一个“资本国际”，那么这个坐拥全球最大规模私人资本的巨无霸，就等于是摆脱了各国国内的左翼势力，通过超越主权国家而获得了新的自由。于是人们看到了“资本国际”在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展开的金融战，犹如翱翔在自由的高空的雄鹰，对猎物的出击和捕杀，不再受到无法离开地面的四足动物的干扰。

左翼势力曾经也有过超越国界的世界性运动，当年叫做“共产国际”，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但最终还是消解在了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当“资本国际”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成长为一个私人资本巨无霸并且“劫持”了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之后，左翼势力反而是全面的退缩，于是力量的天平一边倒地倾斜了。

倾斜的结果，正如很多学者关注的，首先是财富的高度分化以及日益严重的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如托马斯·皮凯蒂等人），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了阶级力量的失衡（如大卫·哈维、诺姆·乔姆斯基等人），但对于“资本国际”所包含的全球政治含义，并没有太多研究。

如果“资本国际”早已经超越了“共产国际”当初所面对的那个“古典的”资产阶级，那么，超越了“共产国际”的21世纪的世界性左翼运动又是什么？

其实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近年来中国提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2018年3月他说：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同年5月他说：

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2019年3月他说：

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多次强调：

我们将继续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战胜疫情。

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但核心的思想很简洁，也很明确：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各国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赢的发展逻辑，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资本逻辑；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不是“资本国际”一家独大；构建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秩序，不是要么依附别人、要么掠夺别人的资本秩序。

对于当今世界的各个主权国家，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念，完全可以接受，提不出反对意见，因为它是当今时代——这个由技术推动的全球互联互通时代——的“天下政治”，具有最高和最新的道义高度。

但是，“资本国际”却完全不能接受这一套。中国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先生这样写道：

天下究竟是什么？……鉴于不可能逆转的全球化和互联网事实，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化前景，可以看出，在未来，链接世界各地的技术系统所拥有的权力将明显大于国家拥有的权力，因此，政治核心问题将由国家内政以及国际格局转向作为全球共同问题的世界格局，同时，政治制度建构也将由主权国家逐步转向天下体系，即一种在多文化条件下保证世界和平及万民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或者说一种世界宪法（world constitution）。其基本特性是：一个“无外”（all-inclusive）的互联世界，在其中不存在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一个非排他性的制度所定义的无外世界就是天下。[14]

很清楚，“资本国际”所坚持的就是“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制度安排”，如果它试图在未来的世界里进一步巩固其“排他性的”金字塔形世界秩序，那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的新的“天下政治”，就天然构成了与其相对的世界另一极。或者可以简称为“人民国际”。

而两极之间在道义上的新与旧、高与低，已经昭然若揭了。

习近平主席说：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这就是正在浮现的新的两极世界——“资本国际”与“人民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打断它的出现，恰恰相反，由于“资本国际”方面和“人民国际”方面都采取了非常化的强力措施应对疫情，一方面是“无限量QE”和冒死重开经济，一方面是“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实际上是以指数级的加速度推进了它的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西方针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的舆论战？为什么会出现西方和中国之间围绕疫情应对不同模式的无形较量？凡此种种异常现象，在新的两极世界的新格局中，也都有了解释。（作者是观察者网专栏作家）

参考文献：

[1] https://www.guancha.cn/zisi/2020_02_27_538634.shtml

[2] （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目标中国》-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1月

[3] （法）迪美尼尔，（法）莱维著，陈杰译.《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09

[5] https://www.cnbc.com/2020/04/10/facebook-filing-shows-zuckerberg-and-sandbergs-compensation.html

[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pr/10/trump-press-briefing-council-taskforce-reopen-us

[7]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

[8] （美）诺姆·乔姆斯基、安德烈·弗尔切克著，宣栋彪译《论西方恐怖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2

[9] （美）简·迈耶著，黎爱译《金钱暗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4

[10] 同上

[11] 同上

[12] （美）罗恩·彻诺著，金立群校译，《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1838-1990）》江苏文艺出版社

[13] （美）诺姆·乔姆斯基、安德烈·弗尔切克著，宣栋彪译《论西方恐怖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2

[14]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7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