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贸易陷入某种程度停滞，会否酿成全面经济危机还难以预言，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几成定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出现所谓“全球化放慢”。一旦世界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甚至衰退，经济全球化只会雪上加霜。

另据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冠病毒难以彻底扑灭，还有可能反复或在局部长期化。鉴此，主要经济体因疫情而采取的部分限制措施也可能长期化。一旦这些限制措施长期化，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将进一步上升，并与各国国内民粹相呼应，将进一步助长反全球化逆流。

全球化的真正考验不在疫情

应对疫情措施不同、效果有异，各国社会政治恐将发生深刻变化，并触动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经历重构。与之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格局也将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疫情可能强化“区域化”。同时，美国某些政治势力谋求中美经济脱钩，即便在疫情之下也没放弃这种努力，地缘政治竞争压迫各经济体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会因疫情而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全球化是在曲折中逐步转型走出低谷，还是一蹶不振走向逆全球化？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长期看，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战争这类突发事件均不会对全球化大方向产生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遇到过许多阻碍，但一直在曲折中发展。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它符合各国发展利益。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但最底层的10%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另有研究显示，与世界经济融合度较深的国家，经济效率也较高。总体而言，无论穷国富国均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净收益，但这些收益的分配在国家之间、国内不同部门和阶层之间远没实现公平公正。

全球化的未来在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长期看还是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

政治互信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的四个关键问题：降低国家安全疑虑，相互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各种壁垒；支持国际机制的协调，必要时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仲裁结果；主动适应全球化分工要求，为国内受损群体提供扶助和保障；维护基于共同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当前的挑战在于，由于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并宣布世界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袭来，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识的时候，大国深陷地缘政治角力无法自拔，以致《经济学人》感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各国经济通过价值链加强联系。它不仅是最终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分工，形成了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全球布局，意味着生产技术、管理诀窍、产业资本和经济收益的全球再分配。全球经济能走到这一步，冷战结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种“趋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技术变革等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

但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模式。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冷战时代的经验看，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力量会不断寻求冲破政治藩篱，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发达经济体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加速产业回流，这将引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但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全产业链。对美欧来说，即使结成冷战时那样的同盟，打造一个新体系来重建全产业链，但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将高得难以承受。

美国已在高科技领域推出与中国脱钩政策，努力削减“国家安全”相关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依赖，积极寻求替代供应。疫情发生后，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开始向医疗产品领域延伸，正寻求在这一领域替代中国产品。但这只是美国政客的一厢情愿。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劳动力供应、技术研发和其他生产条件，要在美国恢复较完整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生产线，恐怕需要较长时间，成本也可能高出想象。以口罩为例，医用口罩巨头3M公司是美国企业，但因人工成本和利润原因，其生产早已全产迁移海外或外包，加上原料需要进口，美国医用口罩的95%需要进口。

数字经济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和商品跨境所带来的影响。据一种宽口径统计，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50%。数字经济具有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潜力，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具备一定竞争力。美国举全政府之力在全球封杀华为5G，但仍未能在英国等核心盟友圈彻底“清除”华为。这可为未来中美技术全球竞争提供一个参考视角。

数字经济的另一功能是使服务业可贸易化。麦肯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里服务贸易增速比产品贸易快60%。在商品贸易增速日趋收缩的形势下，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日渐增长、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提升，均有助于改善贸易增长放缓态势。有了数字化助力，服务贸易更容易打破地域限制，如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可绕开通关壁垒，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

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这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目的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保护全球化受损者。所以，反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呈现较强周期特征。

关税在历史上是美国两党斗争的产物，经历过高低起伏，但总趋势是逐步降低。本届美国政府任内关税和壁垒经历上升周期，但未来美国的政治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推动关税下行的力量或者会重新回归政治主流。特别是，当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最终发展成自我封锁，其代价已远远大过收益之时，美国可能不得不再度调整全球化政策。(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