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瘟疫或流行病史来看，20世纪之前的黑死病和梅毒死亡人数都是上亿级别的，20世纪的两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1918年)和艾滋病(1981年)死亡人数则在千万级别，而21世纪前面几次流行病如SARS、猪流感、埃博拉等，死亡人数均未超过2万人。所以，在历史大尺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技术的进步”。

这次新冠疫情还在蔓延中，目前全球致死人数已接近14万，究竟会扩大到什么程度、最后怎么收场，现在还说不上来。最近人们都特别担心印度、南美和非洲国家的疫情，那里一旦发作可能形成疫情蔓延的第三波，也可能会是更加惨烈的一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流行病，新冠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格局和人类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某种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了技术时代人类普遍和大规模交往带来的巨大风险，于是各种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有人甚至声称这次新冠疫情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有人开始呼吁“去全球化”，有人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将彻底改变全球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等等。

毫无疑问，这次疫情会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来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在疫情之中和后疫情时代，人类不得不面临一种紧张关系，即在加剧的地方孤立隔离倾向与全球团结协作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自欧洲殖民时代就已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真的会因这次新冠疫情而逆转甚至终结吗？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以及人类普遍交往是技术工业的结果。我们在今天普遍隔离的状态中还能听到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本身就已表明：我们依然在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之中，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全球“技术统治”机制。

今天，新冠疫情虽然导致国家间物理上的暂时相对隔离、国际人际交往的急剧萎缩，但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却得到普遍加强，人类对互联网和数字系统的依赖越来越深。通过疫情，虽然各种政治嘴炮不断，猜疑、埋怨和指责不断，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各国各族如今都已不可能独善其身，谁也离不开谁了，全球协作抗疫才是正道。

再有，有点貌似花边性的消息，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会攻击男性生殖细胞从而抑制生殖功能。我们知道，主要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环境激素)的影响，人类自然生殖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如果这次新冠疫情继续大规模扩散，那它无疑将对本已脆弱的自然人类体质造成致命打击。这就会刺激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加速进程。

因此，这次疫情完全有可能推动两大新技术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如果说技术工业是全球化的本质，那么我们现在不得不认为，新冠病毒不可能终止全球化进程，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只不过，在可预期的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

这个全球化的新阶段将会呈现什么特征？我们眼下还只能猜度。但我想至少应该有两项：其一，技术资本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其二，全球形成一套更合乎技术本质的治理模式。

就第一点而言，全球资本将面临一次残酷的全面清洗，产业链将得到重新安排，有人破产有人发财，但最后依然会是新技术产业胜出。就第二点而言，所谓更合乎技术本质的治理模式，无非是更理性、更规则、更计算化的技术政治机制。国际关系将因此被赋予更多的技术化规则，国际政治将被重新整理;技术对个体生活的介入也会越来越加强甚至将成为常态——这在抗疫过程中已经可以见出端倪。

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各族的命运恐怕取决于能否适应上述全球化的新特征。逆势而行者完全有可能脱轨，并被冠以“非文明族群”的帽子。

19世纪的哲人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全球化和人类普遍交往的本质与总趋势。新冠疫情不会改变这个总趋势。然而，我们也不必一味为全球化或新全球化欢呼。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在技术统治的新阶段，如何坚持基本人道将成为一个更艰难的课题。更不用说，到那时候，除了病毒、地震等自然风险之外，恐怕还有更大的技术风险等着人类。(作者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