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削弱，互利合作逐渐松弛，甚至侵蚀到多年来有力支撑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新冠疫情不仅未能重聚中美协调合作的纽带，反而加深了两国矛盾，双方摩擦分几个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美国在国际上率先从武汉撤侨，率先采取断航、限制中国人入境等措施，内部则商讨如何利用中国疫情推动就业机会加速回流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众院议长佩洛西等人利用出席国际会议之机继续就华为问题施压，被中方视为“落井下石”。

第二阶段，美国内疫情暴发，特朗普政府为转嫁防疫不力责任并保大选选情，借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特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事件，改口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向中国“甩锅”。中方实施舆论反击，白宫认定中俄联手发起“栽赃”美国的信息战。

第三阶段，经双方外交互动，包括相互交涉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访谈，以及精英群体喊话，激烈摩擦略微得到控制。3月27日，在G20特别视频峰会召开次日，中美元首通话，双方明确表示将开展防疫抗疫合作。

第四阶段，美国疫情深化并全面失控，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锁定推责中国的策略，美国国会启动疫情全面调查，个别共和党州检察部门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中美舆论战重新升级。

中美在疫情之前就已濒于“新冷战”、“准冷战”状态，疫情发生后更坐实了这种状态。

这场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美国的制度弊端均得到彰显，政治自信一升一降，美国的对华敏感心态更为深重，“制度之争”明确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重大因素。

中美在疫情期间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对双方民意产生了极大塑造作用，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成为主流，对政治、新闻领域的具体摩擦事件的处理重现冷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

皮尤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目前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负面评价，2017年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为47%。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主要威胁。

对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来说，这场疫情是“非传统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已不需要在国内再进行一场对华竞争战略调整的动员，动员已经近乎完成。而在太平洋另一边，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中国国内共识的趋于形成，新的对美战略即将揭开面纱。

至此可以判断，中美关系将正式开启“后疫情时期”，迈入恶性竞争的历史时期。对华竞争是美国既定战略。以更加主动的斗争精神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中国外交的变动方向。“针尖对麦芒”式的相互调整决定了未来中美互动将更为紧张。

在前头等着中美关系的，有四场危机。

第一个是“质证危机”。疫后，为了减轻自身罪责，特朗普政府将以极为凶蛮的方式在国际上大造不利中国的舆论，围绕疫情对中国的调查追责压力可能长期存在，内容涉及病毒源头、实验室安全、信息可靠性、中共与世卫组织关系和信息战，通过国会立法、民间诉讼、政客渲染等多种形式进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过程而非结果，因为无论哪种路径，有关司法审议和质证都会旷日持久，给我国带来长期名誉负担和道德压力。或许，把我国长期放在舆论和道德审判席上，不断“毁誉”中国，才是美国右翼极力炒作“追责”的真实目的。

第二个是“经产危机”。疫情转移了人们对中美贸易战的视线。事实上，更大的摩擦正在积酿。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工作虽然年初取得积极进展，但疫情发生后在需求端和供应端都出了问题，在执行机制检视下，其结果将决定新的关税战会不会发生，以及第二阶段谈判还会不会有。

与此同时，美国各行业正重估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渐进出台限制敏感物项对华出口措施。以数字、网络和部分制造业为主要领域，中美产业“脱钩”之势在疫情实际“演练”中进一步扩大，存在发展成系统性“脱钩”的可能。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化活性下降、美国经济衰退、本土就业机会大量丧失，也会从客观上加速“脱钩”。瑞幸咖啡虚假交易事件造成的影响则使中美资本市场“脱钩”不再是天方夜谭。

第三个是“地缘危机”。疫情在战略安全层面也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美军内部发生疫情扩散，直接影响其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计划和战斗力，也使其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动向更为敏感。

事实上，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的自由穿越、抵近侦察活动没有受到疫情影响，频率不降反升。疫情过后，随着五角大楼对海外军事行动“冻结令”的终结，美军在印太部署和活动的全面恢复，以及台湾蔡英文当局第二任期开启，两国民族情绪更加激昂，中美在东亚、东南亚海上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比疫前升高而不是降低，面临更大预算压力的美军也可能更卖力地炒作“中国海上军事威胁论”。

最近在中国国内突然掀起的对是否应扩充核武库的热烈讨论，被美国解读为核政策根本性调整的信号，不仅将增大来自美方的多边核军控谈判压力，也已触发美方对中国军事意图的新一轮重审。

第四个是“选择危机”。疫情过后，全球体系、国际秩序的活跃调整也将拉开大幕，世界各国在疫情当中无一幸免，它们将全面参与调整。美方担忧中国借美深陷内部危机填补体系“真空”，与美争夺“领导力”，这种心态是真实和迫切的。改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机构将成为国际秩序之争的新战场，中美争斗将甚为激烈，美国最终可能上演“出埃及记”。如果美国另组美版世卫组织，将同其架空世贸组织、以新标准重建贸易圈层等行为一道，正式拉开全球体系大裂变的帷幕。

各国各自调整与中美两强的关系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但都会重新审视中美两国的对己攸关、国际地位、价值结构和全球枢纽作用，进而重置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决定它们最终政策取向的除了市场机会、合作回报、政治红利，还有价值认同、安全附着、心理恐惧。

以上四场危机极难管控，可能相继发生，更可能同时并发并在后果和影响上交相渗透。它们将全面、彻底地改变中美关系议程，并大面积牵动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更深层次调整。未来风雨如晦，今后六个月尤其危险，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更要积极干预，不要任由最坏的事情在我们这两三代人眼前发生。

（作者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