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美关系，应该讲是处在尼克松访华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存在两个三重叠加效应，一个是在结构层次上，一个是在政策层次上。那么在结构层面，我们看到的三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当然就是中美之间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在2010年以后就开始发酵。第二个因素就是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博弈，2012年以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还有我们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现在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向博弈的态势。第三个因素就是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种对立。从中国来讲，近年来我们对内讲四个自信，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推崇或者促进。对美国来讲，2008年以后，他在价值观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自信心在下降，而这个时候中国的自信心上升，实际上加剧了美方对中方的反弹，所以为什么这两年美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攻击越来越强，这是个原因。

在政策层面，现在也是三个因素在互动。第一个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种延续。特朗普从2018年正式开始推进对华战略竞争，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在美国形成了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按理美国应该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挑战，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应该是向中国伸出援手进行合作。但实际上美国不是的，特朗普政府把它看作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一个机会，认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甚至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给美国推动中美经济脱钩带来了机会。美国仍然是从大国政治竞争、中美战略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国本土疫情扩大以后，他需要转移责任，转移给谁？就是转移给中国。第三个因素当然就是选举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结构层次上三个因素的叠加以及在政策层面上三个因素的叠加给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美国从现在开始到年底进入一个选举模式，要咬住中国。从中国来看，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也在改变。今后半年到美国大选之前，中美之间应该是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冲突时期。这一段时间中美的互动模式就是对抗和冲突，特别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危机的事件，包括台海和南海，还有经贸关系，除了贸易战以外可能会受到美方采取的新的措施的冲击。

当然接下来的形势也存在一些变数。第一就是美国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万，从这个趋势来看，10万以上恐怕不是不可想象的。它带来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使得特朗普很难完全甩锅。第二，很多谣言禁不住检验，包括所谓武汉实验室病毒的事情，对中国的甩锅对影响舆论和公众对华态度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存在局限性。第三个因素，特朗普还是希望把跟中国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作为他的竞选中的一个亮点，所以如果导致中美关系激烈摩擦，甚至局部冲突，从而导致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停滞下来，对特朗普不是什么好事情。

基于这样一个形势的分析，我们怎么应对？从中美之间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疫情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反击能力，一定要更加主动灵活，不要被动挨打。第二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显示出对局势的掌控能力。不管美军在台海、在南海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对局势的掌控不能动摇。第三个经贸问题，接下来如果美国方面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要有新的动作，我们一定要展现出对美国利益的杀伤能力。中美激烈对抗阶段的互动，我们要发挥好三个“力”——反击力、掌控力和杀伤力。

另外，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比与美国的博弈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办？任何一场战争，不在乎战争先从哪里打起来，甚至也不在乎战争中场打的怎么样，关键就是战争结局如何。所以对中国来讲，第一，一定要保持有效的常态化防疫，避免疫情二次冲击。第二，积极恢复经济。第三就是疫苗研发能不能率先突破，因为这个病跟过去的不一样，是长期的，所以如果先开发出了疫苗，我们就稳住了全局。

中美关系的重启只能等到美国大选之后。怎样重启中美关系？不管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民主党上台，总体上都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在中美之间的力量转移问题上，能不能强调一种新的力量互补模式？第二就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要找到合作点。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战略竞争为主的这样一个思路，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合作的需要和潜力就消失了，它没有消失，只不过暂时被边缘化。第三就是中美之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这个问题关键就是双方都要淡化，如果中美双方都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最后可能就是冷战的另外一种回归。

本文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人大美国研究学术圆桌——中美关系脱险之道”线上学术论坛的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