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分而治之”。担心被域外大国“分而治之”就像梦魇一样始终缠绕着欧盟。正如博雷利所说，“和超级大国打交道对欧盟来说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欧盟就从没放松对俄罗斯和美国的防范。美国毫不掩饰地划分“新老欧洲”，就是摆明了要保持欧洲不出现一个“共同的电话号码”的局面。一位美国研究欧盟的专家曾对笔者说，美国只希望欧盟团结到足够与美国一起行动，但绝不能一起反对美国，尤其要避免德国在欧洲的强大和德法的团结。欧盟对华盛顿的各种分化动作并不陌生，确实是被“分裂”怕了，对近年来自中国不断增加的存在感到不适，应该也是自然反应。

但欧盟更应看到，并不是每一种来自域外的存在都是分裂欧洲的威胁。17、18世纪，来自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曾掀起欧洲宫廷生活的“中国风”，成为欧洲文化的精华，而改革开放以来走入欧洲的中国商品使大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身后没有威武的炮舰。欧洲要看到这一不依靠战争也能发展的模式特殊性。欧盟对“17+1”耿耿于怀，将此误读为中国企图“分裂欧洲”，并多方责难。其实，欧盟应积极介入，与各方协调主动推动。一个常识是，对中国与世界而言，一个富强的欧洲会有更多更好的商机，而一个分裂羸弱的欧洲只会带来危机和灾难。目前看，欧盟可能要更努力防范来自内部的分裂力量。

再说多边主义。博雷利认为，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多边主义，但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推行的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中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欧盟要注意“字后面的”东西。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欧盟所主张的多边主义内涵是什么，更多地强调了与中国在人权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分歧，同时也对华盛顿的表现不以为然。德国外交部长马斯曾提出过基于意识形态分野的“价值多边主义”，希望德国能够就此发挥引领作用，因为欧洲不能再指望由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去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挑战”。看得出，对美国的失望、对中国的焦虑以及对俄罗斯的不安促使欧盟陷入自我定位困境。从逻辑上来讲，多边主义的定位本质上应该是相互的。希望由自己画几条线，以此为据界定别人的空间，这是唯我独尊的霸道和任性，欧盟不应有这样的定位，不应让自己始终处于失望、焦虑和不安的境地。

不管从哪种视角观察，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使几千万人脱离贫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民众万众一心，在短时间内遏制住疫情的传播并有效地复工复产，源源不断往欧洲运送急需的防疫物资，为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全力以赴；中国企业和民众在捐赠物资帮助海外抗疫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人道主义关怀，还不得不忍受一些西方媒体对他们所赠物资质量的“污名化”宣传。看到上述这些，欧盟一些政治人士和媒体还能说，中国在搞“口罩外交”，借帮助欧洲抗疫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吗？“价值多边主义”不应该首先是人类基于共同命运的人性和人道的多边主义吗？

疫情当前，华盛顿似乎只坚定地做两件事：坚决不把重心放到国内抗疫上来，坚持不断地制造和推销污名化中国的“追责索赔论”。一些政客的言论歇斯底里，让人联想起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疯狂嫁祸犹太人的野蛮，那是借着宗教的圣名犯下的非人性历史罪恶。疫情越严重，美国一些人就越是纠缠“追责论”，并向欧盟施压，以期共同对付中国。也的确有些人跟着美国走，但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清楚那段荒诞而残酷的历史，主流力量还是看得清华盛顿的嫁祸用心。在华盛顿向世卫组织发难和断供的时刻，欧洲坚定不移地表达了对这个组织的支持，并谴责华盛顿的行为，理智依然在塑造着中欧关系。人们也注意到，欧盟在推动国际社会对此次疫情开展调查。对新冠疫情进行科学、全面的调查，以使各国更及时有效地应对未来还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病，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日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表示，制止疫情传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他将在“恰当时刻”尽早推进由世卫组织领导的独立和全面的调查，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提出建议，改善各国和全球对新冠大流行的防范与应对。调查结果要真正全面，“必须真诚地囊括各方的回应”。

建议欧盟的政治人物对中国多一些了解，而不是仅仅听阅有关来自中国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敌情报告”，尤其是当这些报告转自华盛顿时。本届美国政府在推销他人“坏消息”和挖墙脚拆台方面登峰造极的表现，欧盟也一再领教够了。也建议欧盟的智库专家们对中国及中欧关系多一些全面了解，不要沉迷于“坏”“较坏”和“最坏”的场景推演中，一惊一乍地吓唬政治家和民众。更建议中欧间多一些扎实系统的思想和信息交流，双方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已经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需求，也难以为政治决策提供建设性的选项。在美国大步退出全球责任之时，为着人类的持久生存与福祉考虑，中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更密切、深入和全面地开展合作，高高举起可持续和人道的多边主义大旗，给和平的理想一个历史的机会。（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