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沈逸老师专题节目《逸语道破》第一期文字整理稿

大家好，本期我们来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以后一直到今年，大家总感觉自己不断地在见证历史——美国发生了很多事，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很多事，在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回顾一下历史。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冷战，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大体上91年92年的时候是一个拐点。在冷战前的阶段，1949年到1991年间的中美关系又可以分为两个进程：第一个进程是大概49年到72年，那个时候是中美关系的某种敌对竞争和对抗冲突的年代。

1949年在中国内战，我们称之为解放战争的进程当中，美国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之间进行了一段早期接触。这期间最著名的故事是1949年5月解放南京以后，围绕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黄华作为我方特殊代表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两个月的秘密接触。因为是秘密接触，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段历史是不为人所知的，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接触的结果，就是毛主席发表了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别了，司徒雷登》，然后有人以那篇文章的发表为依据，认为在中美关系早期阶段是中方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由于自己的不理性的认识，过度强硬地，用现在话来说是用某种战狼式的态度，关上了中美交往的大门。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在1949年5月解放军过了长江，解放南京之后，中方很快派出黄华作为代表——当时是作为南京军管会的副主任——到南京去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早期的接触。在秘密的接触当中，中方给出了一个极具创意性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是请司徒雷登以他往年的习惯，以燕京大学前校长的身份到北京去过生日。当然生日会非常地不同寻常，他在北京会见到周恩来，也会见到毛泽东，探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的问题，但是这种承认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础之上的承认。

司徒雷登本人当然是极富兴趣的，因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推动中美关系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方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答应了美方各种各样的近似苛刻乃至于无理的条件。其中包括美方提出，司徒雷登要从南京先飞沈阳，带上美国驻沈阳总领馆的人，当时他们在辽沈战役期间给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违反了驻外使馆应有的行为准则，被当成美国间谍遭到了扣押，然后他们要带上这批人去见毛主席，然后在毛泽东面前念一封美国政府起草的，包含了羞辱性措辞、态度非常强硬的信件，然后开始后续的谈判。

美方自己后来在外交档案中承认，当美方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希望中美谈判破裂，但是又不想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于是想把锅甩到中方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应上，他们预期毛泽东会拒绝强硬的方案，但事实上中方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这个方案，这出乎美方的意料。然后美方围绕技术问题，坐飞机、坐轮船还是坐火车？从南线、北线哪一条具体的航线花多长时间从南京去北京讨论了很多技术问题。

最终根据美国的外交解密档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非常清晰的电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字数越少事越大”——电报的内容就是你发来的电报在华盛顿的最高层面上进行了讨论，电报就是司徒雷登准备答应中方的条件去北平——“特指示你在任何条件下不得以任何形式访问北平”，也就是说美方把门关上了。电报一传来，司徒雷登在中国待着就没有任何意思，于是他收拾铺盖走人。你可以理解在中方付出了两个月的耐心和交涉之后，迎来美方这样一种非常冷遇的结果，中方很愤怒地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早期历史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细致的去讲，为什么？那么就告诉大家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观察要克服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大家通常会认为中方是有比较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早期领导人也好，现代领导人也好，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取向的。而美国则是表现出了战略上的弹性、务实、着实跟远见。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当然后面的历史大家也知道，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打了抗美援朝，然后经历了谈判、封锁、冲突摩擦的年代，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全球收缩，苏联全球扩张，在越南战争陷入泥潭的情况下，尼克松向中方递出了橄榄枝，当时中国因为中苏边境的问题，中苏同盟破裂的问题，外部环境恶化的问题，也需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实现关系的缓和。

这种缓和极具戏剧性，有乒乓外交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智慧，有尼克松、周恩来、毛泽东、基辛格这些人在中国这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会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事实，1972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特殊的年代里，中美之间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表现出的，或者说再一次证明的是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在中美关系上所具有的务实态度、弹性，政治智慧以及政治勇气。那是1972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中美关系迅速地缓解，缓解以后79年解决了建交的问题。这个建交由中方推行改革开放因素的需求，又有美方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战略压力，需要跟中方进一步缓和关系的战略需要。请大家注意这样一点：从1972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包括1979年以后发展至今的中美关系，首先从客观上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美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中美关系当中，请克服第二种常见的错误认知，即“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自于美方的恩赐跟善意，是美方单方失语或者是赠与的结果，而中国扮演的是一个搭便车的角色”，这是绝对错误的。

客观地讲，即使在现在被一些人经常美化成中美“蜜月期”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当中，从80年开始到88年里根政府时期，这段中美关系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小动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对中国的挤压和那种基于美方自己利益毫不考虑中国核心利益的那样一种举措，从来没有中断过。中美关系任何形式的缓和或者是这样一种“友善”，本质上来说都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拿美国跟中国之间当时曾经达到那种所谓友好非盟国关系顶峰的中美军事合作而言，请记住一条，美国对中国的所有的军事援助计划都不是免费的，中国都付了钱，中国当时能付多少钱，美国给多少援助，基本上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任何额外的恩赐，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很简单，就是认为这样一种援助有助于在在全球扶持一个对抗苏联战略威胁的一种牵制，那么这样一种牵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各取所需。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大的新阶段，像冷战时期那样有一个显着的共同外部威胁，一个非常清晰的共同利益的这么一种中美关系结束了。于是中美关系迅速进入一个动荡和波折的年代，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一直到2000年，几乎每年中美关系都会有例行波折。一个就是每年的5月份，围绕是不是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后来被称之为正常贸易伙伴待遇。美国国会都要辩论，而辩论的焦点是什么？ 这种待遇是不是要和人权问题挂钩。

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嚣张地说过一句很押韵的话，他说他如果执政了，他要反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政，巴格达他指的是伊拉克，北京当然指的是中国，用了英语当中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词叫tyranny。就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曾经这么嚣张的说过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做出了但是看上去非常勇敢实际非常鲁莽的举措，宣布“除非1994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满足美国的一系列要求，否则1994年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就不给了。”

中方的回应非常清晰，在人权问题上终止跟美方的谈判。然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到美国去进行游说，有人曾经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语言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在投票前夕有中方的人到美国国务院分管中国事务的官员办公室，就美国是不是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进行沟通跟交涉，然后他目睹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一色深色西装从会议室里面出来，然后当中方的人进去和美方官员落座的时候，中方官员还没有开口，美方说，“刚才出去差不多20个人，你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的话，你说的所有话都不用说了，你要说的话他们已经说了20遍”。这个20遍就比较通俗简单粗暴地概括，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克林顿政府1994年不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那么在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一分钱政治捐款都不要想得到，因为它会严重的损害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利益。”

当然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克林顿给自己想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自由贸易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所谓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人权进程之间进行了一个关联，这个关联就是：我们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的经济就会成长，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以后，有新生的中产阶级，新生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民主上会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推动中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演变。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指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把中国共产党干掉。

当然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后来2017年作为特朗普前总统竞选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在日本演讲当中的那句话，就是“美国过去20年到30年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总体上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就是他判断失败与成功、正确与错误的标志就是中国有没有发生和平演变，有没有像苏联那样导致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如果发生了，那么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正确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获得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美国主观善意的恩赐和施舍，而是中国自身的努力。

第二，中美关系的发展从冷战结束以后，就走上了一条基于各自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的这么一个角度的过程。第三，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会告诉你，在中美发展这种商贸关系的过程中，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到现在美国还是拿到了大头，或者说他获益还是比中国要多。

当然你会发现在中国入市到07年、08年， GDP赶上并且超过日本，然后从那以后到美国的战略调整，一直到特朗普政府这一任期，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中国的发展速度快表现在不仅中国自身的绝对发展速度快，而且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在经济体量和其他各项力量指标上，和美国的差距正在持续地缩小。但这种缩小不是美国导致的，而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所导致的。当然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放在这，用肯尼斯·华尔兹的话来说，美国在2016、2017年以后的这种表现证明，美国是一个关注相对受益的国家，它不仅要确保自己在中国合作过程当中是获益的，而且要确保自己能够保持对中国的领先优势。

冷战结束以后到2001年是一个拐点，在那之前龌龊不断的中美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临时性的共同的威胁，就是全球恐怖主义。01年到08年实现了一个重大发展，但请记住大体上在2006年的时候，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下半段，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开始修改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的评估。在新的威胁评估当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可见的将来出现一个跟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仅次于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重大挑战。而当时有可能成为这种威胁的候选国家，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

后来美国又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去探讨和评估中国对美国的实质性的威胁，去决定美国对中国挑战的回应。最终的结果就2016年，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用史蒂夫·班农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波民粹主义的复兴， 其实就是被中国的崛起刺激出来的。

当然现在在全球的传播语境当中，美国的民粹主义，尤其是作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基本上已经被比较刻板化地描述为粗鄙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耿直的美国白人，所谓的“红脖子”的象征。但是在像史蒂夫·班农这样的人的自我画像和自我认知当中，他把自己定义为“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的捍卫者”，说穿了有点像美剧里面的超级英雄。他们自己认知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持续的崛起，源自于美国建制派对中国威胁处置和应对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产生了极为严重和不良的后果，以至于这一波平时藏在美国民间的超级英雄看不下去了，觉得不能再放任这个局面发展下去，他要出来收拾一下残局，他要来把握挽救美国霸权的最后的机会，于是就有了这一轮中美关系的变化。

在中美关系变化和演进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因素或者说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核心影响要素，形成一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实力，中美整体力量的对比，经济的体量，以及可以在全球进行这种能力投射的军事的核心资产和能力的建设。第二就是认识中美关系必须强调它的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是什么呢？跟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密切地相结合。今天在网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包括在线下，有很多围绕中美关系的讨论，其中一个比较显着的可以进行完善的地方，就是对于时代性的忽视。

在中美关系研究的过程中，以美国人提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为典型代表，经常有一种历史学派观点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到历史上找一段相似的历史，两个国家兴起，然后他们之间怎么样互动，然后用来做类比。然后比如说中国更像历史上的哪些国家，美国像历史上的哪些国家，然后历史上这些国家是怎么从崛起到摩擦到冲突的，所以此来对比，认为中国大概也会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种对比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进程中某一些分析跟研判，后来其实被事实证明是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时代在发生变化。这个时代变化是什么？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利益是相互嵌套的，而这种嵌套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苹果系列的产品，从手机开始到PAD，到笔记本到他的台式机，你会发现美国在信息产品当中投在上游芯片上的这些资本，它要获取利润，必须把芯片出口到中国，或者授权中国，让中国这边进行生产和组装，把芯片变成一个最终产品，然后把这个产品在世界范围进行销售，销售形成的利润，在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根据贡献，根据一定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全球交换，全球分配，中美之间如果脱钩，不是这两个国家的事情，中美之间脱钩，意味着美国资本要找到一种可以替代中国的供应链跟产业链，实现它的资本的完整循环。要解决的是什么？不是说它在产能上能不能接替中国，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上能不能替代中国的产品，而是它能够提供的利润，能创造的价值上能不能进行替代。我们发现全球范围没有选择，为什么？因为从历史角度看，今天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嵌套的关系，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资本消费冷战红利在全球进行最优化布局的结果，说穿了供应链慢慢聚集到中国，不是因为对中国有什么特殊情感，不是因为要照顾中国，也不是要施舍或者帮助中国发展，而是因为这样安排对资本来说是一种市场上效益最优化的选择。

2016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只尝试做一件事情，他和他的核心团队中的一些人，比如像纳瓦罗这种脑子不是特别正常的人，包括像史蒂夫·班农这种反华已经返的有点偏执的人，他们尝试用美国的战略决策去对冲经济规律。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拿他们最喜欢提到的所谓脱钩的问题上来说，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相当的一部分逻辑是他们认为中国是非常脆弱的。用纳瓦罗的话来说，中国有求于美国，超过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美国对中国就可以为所欲为。

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不要着急，现在你在中国赚20块钱，我现在让你们先从中国撤出来，呆个半年，最多一年，你们一撤中国就死——这所谓的死就是共产党政权或者垮台，或者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任由美国予取予求——你们再回去，在出来之前你们从中国赚20块钱，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损失了10块钱，然后等你们回去以后，在中国可以赚100块钱，算下来赚不赚？

早期2017年2018年美国政府悍然对中国发动单方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在科技领域对我们进行限制，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这一条，“中国政府是非常脆弱的”。在美国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措施，用关税上进行挤压，用科技交流限制，技术交流上限制上进行挤压，中方很快就会完蛋。而一旦政权瓦解之后，美方可以从中国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收益。换言之，所谓中美之间脱钩，它不是为了脱钩而脱钩，是以脱钩作为一种筹码，然后通过脱钩推动中国的政权，原先软的那手不行，我就用硬的一手把你共产党干掉，干掉之后我进来对市场进行更好的督战，获得更大的利益。

大体上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早期，在18年12月、19年第一季度之前，欧美那边的主要的咨询机构、研究机构、投资银行对中美贸易摩擦对美方关税的效果，保持了一种令人感到非常有趣和微妙的沉默。但是19年以后大量的报告涌现，涌现的报告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贸易战对美国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他承受损失的心理极限到了，他不愿意再承受下去，然后中美关系就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简单说一下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怎么样去发展。不说那些细节，大家可以看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它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叫做相互博弈的类型，就是两个国家互相打架，然后在一次决定性的交战中，一方被另一方决定性地击败，然后赢者通吃；另一种很多时候看上去他们在打架，但其实他们在竞争，甚至是在选秀，什么叫选秀？他们展现自己模式的魅力，他们展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吸引力，然后由各国人民、由历史作出选择。

美国跟苏联的冷战就有点这种意思了。尽管当时苏联跟美国的经济互相是不嵌套的，是相对隔绝的，但是两种模式，两条道路，两种制度彼此进行竞争，谁能够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冷战时期最能够反映这一幕的是1959年发生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厨房辩论，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厨房电器展览区面前进行一场辩论，美国工人和苏联工人谁生活的更好一些，看上去在讲谁的工资高，谁的生活方式高，实际上在比较哪种模式更加优越。

今天中美之间更是这样，今天中美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竞争的是什么？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谁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且中美两国谁有能力让世界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种更加美好的生活包括在没有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去搞贸易，去搞治理，去分摊成本，去分配收益，让更多的人能够获益，以及在向新冠疫情肆虐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谁能够为人类抗击性观病毒的威胁做出更大的贡献，谁能给出一套更加有效的方式，团结和领导世界人民一起去抗击疫情，这个东西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

而对中美关系的审视，也应该放在这样一个更加宏观和总体的框架中，加以分析，加以研究，然后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然后这些判断需要接受事实的检验。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