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中国正处于滚石上山的关键历史阶段，需要塑造一个和平、客观友善的国际环境，主动挑起冲突或争端既不明智也得不偿失。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复杂化、尖锐化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不是发球者，只是回球方。或许如此，国内有人觉得中国外交的被动反应多于主动出击。面对日益严峻的对华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遭遇战，中国怎么办？中国外交如何突围？

泼向中国外交的脏水

疫情的暴发是一场大灾难，人类都是受害者。这场危机充满悬念与惊悚，没有人猜到开头，更没有人能准确预言结尾。疫情发生之初中国率先向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情况，发出预警。但有人却隔岸观火、乘人之危、幸灾乐祸，将之比拟为所谓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认为是削弱中国的机会，幻想着中国被疫情重击，折断腾飞的翅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造成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这场灾难也被认为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中国也会因疫情一蹶不振。

然而，中国实现了奇迹般的逆转：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蔓延与扩散；率先复工复产，重振经济。疫情不分国界、不分种族，那种“傲慢的例外主义”让一些国家贻误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铸成大错。

“切尔诺贝利时刻”预言落空后，又有人渲染“苏伊士运河时刻”的来临。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改变了英国命运，标志着英国真正的衰落，触发了世界权力转移。有人看来，这场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令人沮丧，曾经引以为豪的“领导作用”无影无踪。有评论说，这次疫情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无人向美国寻求领导的全球危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意志与力量。中国积极向其他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提供援助，分享信息，开展科研合作，积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受到欢迎与点赞。

正因这一角色变化，有人将其敏感地夸大为“领导权易主”，称美国放弃了在疫情危机中发挥世界“领导权”，转而由中国接棒。换言之，中国利用疫情危机实现大国崛起，影响力彰显，而美国因危机自顾不暇，领导力下降，这似乎等同于中国即将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苏伊士运河时刻”。

其实，这是典型的“大国竞争”零和心态的流露。美国外交在这次危机之前就出现明显转向，追求“美国优先”、单边主义，从多边体制中撤退。尽管如此，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中国无意取代谁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填补所谓权力“真空”。顺便提一句，由一个国家“领导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自诩的伪命题，过去从来就没有过，将来也不可能发生。

综观2008年金融危机，大国合作成功挽救了世界经济；而此次疫情危机以来，有人却沉迷于将其他大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企图假手危机削弱对方，从中渔利，大国之间的信任成为稀缺品。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拖累了全球抗疫协作。短短数月之间，那些深陷零和博弈陷阱的人从“切尔诺贝利时刻”到“苏伊士运河时刻”，心理落差犹如过山车般大起大伏，但中国的坚毅与韧性也更让其忧心忡忡。

温度、亮度和力度

“战狼外交”这一标签被炮制出炉，说明了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偏见，将抗疫的成败视为制度之争，信誓旦旦地称“民主制度”输不起。上述言行，既可以恐吓不明真相者，更试图编造、罗列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的“合理性”。针对诸多谣言和不实之词，中国外交需要作出必要反驳，是“自卫反击”。如果连这都被认为是“战狼”，那些造谣抹黑者又算什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趋势，但道路崎岖颠簸，不可能唾手而得。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挑战，是必修课之一。中国外交要为自身发展创造客观友善的外部环境。为消除外界疑虑，中国在不同时期都大力增进中外沟通与理解，增加外交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阶段；自十八大以来，开始步入“和平共赢”阶段。中国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外交的意图与动机。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鲜明地诠释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经此一疫，中国增强了自身免疫力，打造了更坚硬的铠甲。世界很大，西方一些政客对华的无端攻击与指责，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

疫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演变还在继续，充满不确定性，更大挑战还在后面。鉴此，中国外交需要顺势而为，加强能力建设、叙事创新、议程设置，增信释疑。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需要有温度、亮度和力度。“温度”是睦邻友好、大而可亲、守望相助。“亮度”是合作共赢，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力度”是要有斗争精神。中国不会主动挑起争端，但中国是有原则底线的；如果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侵害，必将坚定不移地反击，进行伟大斗争。归根结底，中国将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增添含金量和底气。（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