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印度与多个邻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从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的间歇性交火，到与尼泊尔骤然升级的领土争端，及至5月初以来与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对峙，印度可谓多面出击。这种态势并非偶然，而是近年来印度对外战略中日益明显的冒进乃至冒险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种冒进主义既有印度自独立以来寻求独霸南亚的战略目标的深层原因，更有近年来其高歌猛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中美博弈从中渔利的战略投机、屡次对巴战术冒险积累的自信心等因素的刺激。印度外长苏杰生去年在演讲中曾坦言，“承担风险是外交的内在组成”，印度外交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稳妥的中间道路”，但“随着在国际阶梯中地位的上升，印度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无论常规领域还是核领域、政治领域抑或经济领域。并非所有风险都是急剧的，许多风险只需要自信地算计、坚定地常态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计的效果是国际地位的实质性提高”。
不过，如果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艺术去“算计和管理风险”，盲目的战略冒进、战术冒险只会引爆风险，让印度付出沉重代价。在推行战略冒进政策之前，印度政府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战略冒进是否符合印度的国家发展目标？印度是否有足够资源去推行战略冒进政策？又是否做好承担风险失控的代价？如果将时间维度拉长至印度独立后的历史，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战略冒进不利于印度国家发展目标。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前不久就印度外交战略撰文称，印度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即“建设强大、繁荣、现代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印度需要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但从其独立后的外交史来看，印度的国家发展进程屡屡因周边生乱生战而受到冲击。
周边生战生乱有其复杂的历史成因（如印巴分治），但印度的战略冒进也起着极其消极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推行的“前进政策”，其冒险主义遭到中方迎头痛击。此外，被称为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使印度过度且强势地介入南亚邻国内部事务，如第三次印巴战争、介入斯里兰卡内战等，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也使同时期的印度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印度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同印度政府推行与邻国交好的“古吉拉尔主义”密切相关。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强调“邻国优先”，却未能打破印巴矛盾魔咒，甚至跨过实控线对巴基斯坦一侧发动“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导致印巴矛盾急剧恶化，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也拖累着印度国家发展。
战略冒进将导致印度的战略透支。对外战略需要与国家综合国力和可匹配资源相适应。独立初期，尼赫鲁政府高举反帝反殖大旗、倡导不结盟政策，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力量。但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战败后，印度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没有硬实力支撑却执意追求世界领导力量，最终被证明难以为继甚至徒劳。
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综合国力稳步增强，“世界办公室”“金砖贵族”等赞誉纷至沓来，背后依靠的，是印度将更多精力聚焦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将边境争端与中印关系脱钩、维系对华关系的总体稳定，为印度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强调从国际事务的“平衡性力量”转型为“领导性力量”，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主要力量竞相拉拢。一时风光无限，但也导致了印度对自身实力的误判。印度经济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已进入减速通道，2020年3月以来疫情持续蔓延更是冲击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拖累莫迪政府的“印度梦”工程。在此情况下，印度国内或许有人认为通过对外示强可以转嫁国内矛盾、凝聚民族主义情绪，但历史已经证明，脱离经济发展的空洞的民族主义，最终将陷入国力枯竭、战略透支的窘境。
战略冒进将使印度付出沉重代价。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是检验对外政策妥当与否的重要因素。每当中印边境形势趋紧时，印度国内就有人嚷嚷着“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从国家实力上看，印度肯定不是1962年的印度，但难道中国是1962年的中国吗？从1962年到2020年，中印之间的国力差距是在扩大还是缩小，不言自明。
其实，我们真的希望看到一个在战略思维和战略决断能力上与1962年不同的印度。印度对华战略误判是导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印度军政领导人认为，“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张，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局面，这些因素使中国不能对印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现在，如果印度认为可以在中美博弈中渔利、可以利用中国外部压力增大之际对华冒险挑衅，无疑又是误判了形势，这与1962年的印度又有何差异？如果执意对华冒险挑衅，结局与1962年又将有何差异？
最后想说的是，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印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两国有一万个理由把双边关系搞好。智者知止，真心期望印度能疏导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克服对外战略冒险。倘若印度继续在战略冒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赌上的不仅仅是中印关系，或许还有自身的长远发展。（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