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意选择国际仲裁庭就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议诉诸仲裁一案裁决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宣称美国全面支持该非法、无效的裁决，在南海兴风作浪，使本已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苦的相关各国更为忧急恐慌。美国将用何种行动支持其最新政策立场？军事选项显然不能排除在外。

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及相应的军力部署，令美国如梗在喉。从西方历史记忆来度量，南海在大国竞争中的价值不输于马耳他、直布罗陀之于全球海洋的价值。为此，美国近年来加大了其在南海日益增长的所谓“自由航行”的频度，反映了其对中国成就的恼羞成怒，以及正极力“推回”南海新现实的企图。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南海已经成为美国遏制、施压中国的重点区域。2017年迄今美国相继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和《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报告》，将中国确定为头号对手，将印度洋-太平洋设定为“首要地区”。在两个月前美国白宫发布的《对华战略方针》中，更是表示美国将愿意付出成本、施加压力以使中国满足美国的要求。该方针明确的四大施压地区之一就是南海。美国宣称要在南海推回中国的“霸权主义自信”，为此，美国军队将继续在中国南海实施航行自由和其它行动，同时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协助，帮助它们对抗中国在争端中使用军事力量、准军事力量和执法力量。

结合此番篷佩奥的表态，可以预见美国可能在南海采取更多、更多样化、烈度更高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中美全面战略对抗正在展开的这一“摸底/试探”阶段，南海局面会变得更为危险。因为在一段新关系的开始，双方通常缺少成熟的互动模式，必然出现一个“试探”阶段。试探就意味着变动、突破与回应。这必然伴随着不确定，确定蕴育着危险。而且，非得达到一定的心理阈值，或者经过激烈的交锋之后达致平台期，试探行动不会停步。这是最危险的阶段。美苏冷战初期危机不断，如希腊、土耳其危机，西柏林危机，直至古巴导弹危机走到核大战边缘，美苏双方才重新反省各自战略，此后形成稳定的关系模式。

试探期固然危险，如果加上恐慌，就更加危险。1957年，苏联成功用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率先进入太空时代。这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 “斯普特尼克冲击”。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回忆说，在听到收音机播报苏联卫星上天的那一刻，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天空看上去如此陌生。我还记得那种强烈的冲击，我认识到别的国家是有可能在技术上超越伟大美国的。”美国决策者认为这给世界留下美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的印象，美国公众担心苏联用核导弹突袭美国。在此种“冲击”之下，美国朝野反应激烈，迅速改变了对苏战略。

这种“震惊之后的反应”也可以在中美关系中看到端倪。美国当前也处于被中国发展“冲击”心理期。例如，6月份美国三航母齐齐游弋于西太平洋，就是为了粉碎中国对它疫情处理不力、战备能力受损的评估，要向中国展示美国军力强盛、警告中国莫要低估美国。美国白宫《对华战略方针》等文件也明确表示美国过去被中国“愚弄”了，美国今后要睁大“火眼金睛”，看清中国。美国国会议员和军方高官近两年来还不断宣扬与中国的“导弹鸿沟”，要求美国行动起来，把中国的优势推回去。

在南海，美国的战略试探会有三种形式。一是近几年常见的挑衅中国主张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但可能会出现多国联合舰队的情况；二是直接派军事力量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三是采取“危机边缘”的形式。即通过制造危机，探知对方底线，显示己方力量和意志。这类行动已有端倪。近几年来美军舰机在南海挑衅中国时，有时甚至会携带电视台记者，就是有预谋的挑衅的鲜明例证。考虑到南海离中国本土尚有距离，美国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其升级风险较小，可控程度高，政治价值高，值得一试。如果美国抵抗不住诱惑迈出这一步，则南海局势危殆。

对于可能出现的危机，现有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否奏效，迫切需要认真评估。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就暴露了双方在危机管控上的缺陷。在此后这19年中，中美双方建立了国防部热线、国防部之间也有对话磋商机制，双方达成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对于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挑战在于这两个备忘录都是聚焦于和平时期的危机预防和意外事件管理。在真正重大军事危机发生时，双边危机管理机制如何展开，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不能等待危机发生之后再来应对，而应着眼于预防危机。所以，眼下有两件事需要尽快做起来。一是进行压力测试。通过假设场景，对现有的危机管理机制走一遍。二是与美国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共同界定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约定在某种危机出现时如何沟通；约定在意外情形下使局势降温的非常渠道。

南海进入颠簸期，风高浪急。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我们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二是要大力督促美国保持克制；三是向国际社会警示美国冒进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四是赶紧进行危机管控机制测试；五是努力与美国展开危机管控预防性磋商。（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