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中以来，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派对外呼应美国政府遏华政策，对内煽动恐华情绪和对华敌意。这股反华逆流先是从舆论媒体和智库发端，接着得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推波助澜，后来逐渐体现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判断与决策中，两国原本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断崖式下跌到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新冠疫情暴发后，在华盛顿当局的怂恿和诱导下，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多次制造事端，接连在所谓病毒起源、香港国安法、南海等问题上对华发难。澳大利亚某些抱有冷战逻辑的人错误地认为，澳大利亚要想在外交战略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对华鹰派催动的反华战车上。

但一些反复被提及的事实，也使澳大利亚国内的对华理性人士不断对堪培拉的错误做法提出疑问甚至反对。比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最大国际游客来源国和留学生来源国。两国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优势互补，利益相契。在疫情前，澳大利亚经济将近30年来保持稳步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即使是在疫情期间，2020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也创下新高，占其出口总量的48.8%。

政冷经热的双边关系是跛足式的，不能稳定长久。为一个不断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进而越来越不可靠的盟国火中取栗，结果很可能是严重伤害澳大利亚自身国家利益。对这一点，澳大利亚有识之士心知肚明。

澳方在今年美澳外长和防长“2+2”会谈中的表态引发一些复杂解读。堪培拉一方面承诺紧跟美国加强在印太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但另一方面又再次拒绝参加美军在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澳外长佩恩说，澳大利亚有自己的立场，“无意伤害同中国的关系”。之后没多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崛起”。对于美国封禁TikTok，莫里森表示不跟风。

堪培拉在行动上连连释放敌意，它口头上的态度回调自不足信。但这至少表明，即便在国内反华逆流怂恿下，澳大利亚仍保持着一贯的“机会主义”做法，以免万一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自己无路可退。

而且，澳大利亚的反华也非铁板一块。已有对华理性派强调要想真正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立场和利益，就应与美反华战略保持距离。比如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所说，虽然澳中两国在价值观、政治体制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澳大利亚必须更有成效地和中国开展接触，管控分歧，“中澳脱钩绝不应该是一个选项”。还有工党成员提出，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高层接触至关重要，进而强调中澳两军代号为“熊猫袋鼠”的联合演习对加强两国互信具有重要价值。

两国关系波动起伏，澳大利亚企业界更是冷暖自知。中国向来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澳大利亚反华舆论和政策毒化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继续走低，进而打击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对澳大利亚营商环境的好感和信心，最终还是会给两国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澳大利亚媒体大亨克里·斯托克斯对此有着理性认识，指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贸易国，挑衅和激怒中国不是明智之举，进而呼吁莫里森政府尽快“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在中美关系日益激化的情势下如何自我定位，也有一些理性声音主张澳大利亚应发挥弥合两国分歧的桥梁作用，甚至是“施加我们对中美双方的影响，使两国从冲突边缘回退。”

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在亚太地区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愿意看到一个更有作为、在本地区和世界舞台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澳大利亚。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中，澳大利亚需要保持定力和清醒。改善和推进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符合中澳两国利益，澳大利亚理性和有识之士的意见应被更多听取和采纳，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重校航向、行稳致远。（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