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外交中乖张之举层出不穷，退群甩锅等行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经济民族主义和安全绝对主义观念泛滥。以往那个沉静自信的美国消失了，当下的美国正在世人眼中留下一个疑神疑鬼、精神与心理失衡的形象，很像发高烧时癫狂又脆弱的状态。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病状，与其外交的“中情局化”或者说“情报化”有不小的关系。

首先，以蓬佩奥为代表，这些有情报背景的官员完全在用“情报化”的思维处理外交，带来美国对外行为“毫无底线”的局面。在情报世界中充斥着各种设想的“剧本”，它们都体现着十分浓厚的从“最坏设想”考虑最极端对策的部门文化。全世界尽皆是“坑”的这种职业观，对预防和应对大多属于特例性质的极端事件有帮助，但如果用这种观念主导对外事务则必然带来将整个世界视作敌人的后果，背离外交旨在汇聚朋友和化解纷争的目标。当下美国政府所持“别国占尽美国便宜”以及“他国取代美国做全球霸主地位”的观念，可以说是情报领域固有文化在外交政策上的典型反映。蓬佩奥从中情局局长转任国务卿，以其情报界的视角处理外交政策的结果是，世界在渐趋分裂，美国在日益孤立，大国关系更为不稳定，人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政策应对准备。

其次，美国外交逐渐“中情局化”正在吞食情报政治化的恶果。在冷战中的相当长时期内，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目标是为决策者提供客观、平衡的分析，而在冷战后则变为按照决策者喜好提供适合其政治需要的分析。过去30年来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较少能够向决策者提供接近真实的重要独立分析，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扭曲真相、满足特定政治需求的迎合式分析。这部分地导致了美国反复出现极其重大的决策灾难事件：“9·11事件”表明直接威胁美国的是上世纪90年代酝酿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而不是美国情报界之前处心积虑准备“开战”的对象中国；2003年初美国错误地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情报发起对伊拉克的战争；近来美国又置全球合作抗疫紧迫需求于不顾而以所谓“情报”极尽夸张地污名化、妖魔化诋毁中方等等。所有这些基于政治化了的歪曲情报的重大决策已经或者即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灾害。

美国情报界不缺乏资源，但不得不说，它们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就真正重大安全威胁向决策者发出及时预警并推动决策者以行动有效应对的功能，相反却常常扭曲外部世界真相来迎合决策者的想法，误导美国对外决策。情报政治化必然导致对外政策大挫折，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这一系列的外交悲剧不能不说与情报的政治化痼疾密不可分。

第三，美国外交“中情局化”的现象导致美国对外行为更加难以预测。重大决定离不开高质量情报，但在美国决策的机制中，总统及其助手任职初期多是政治新手，较易受情报界“操控”而犯决策情报化悲剧。在这一方面，约翰·肯尼迪堪称典型。1961年任职不到3个月，他就在中情局劝说下草率发起了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而当有足可驾驭情报“智识”之时，他又成功地处置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对外政策摇摆多与决策者和情报界“较量”决策主导权有关，这的确增加了对美外交政策研判的难度。决策者为情报界“俘虏”，决策多会受挫，反之决策会更富成效。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执政初期与中后期对华政策中呈现的“先冲突、后合作”的经历也是如此。当下特朗普政府难以预测的执政风格，一定程度上也与其被以蓬佩奥等代表的另类“深层政府”情报界的影响紧密相关。

可以说，外交“中情局化”或者说“情报化”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时有出现，不过近年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公开化，已经严重影响美国外交应有的理性和气度，也给世界造成不少混乱和悲剧。（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