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班农被指控诈骗并逮捕后，白宫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特朗普总统声称自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打交道了”。班农被指控通过“我们来修墙（We Build the Wall）”活动众筹费用修墙以声援特朗普，但墙的质量和环境影响都受到批评，特朗普也抱怨此活动给自己的竞选增添麻烦。同时，此次风波中还有人声称“我们来修墙”活动的部分资金被组织者贪污，也成了诈骗指控的起因。

可见，特朗普和班农在利益上已经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在2020大选和未来四年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另类右翼运动“设计师”班农和民粹主义政客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出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反映了美国党派争斗的现状。首先，他在2016年选举中选举人票优势极大，但选民票数少于希拉里·克林顿。其次，他在执政中得到基本盘的大力支持，2016年支持者的忠诚度保持在很高水平上，这些人的投票率也高于民主党。于是共和党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政治联盟：特朗普上台后便急于兑现选举期间的极端言论，以维持右翼选民的高支持率；共和党政客也乐于利用特朗普支持者带来的政治红利，反对者（如罗姆尼）则会被边缘化。

但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必须尽量争取更多中间派的支持，团结少数选民的策略可能不再适用。因为2018年中期选举已经表明民主党方面的选民投票率显著上升，当时民调显示不少人是因为要斗倒特朗普而出来投票。此外，特朗普的在位者优势主要也是针对广大摇摆选民而言，无论其曝光度有多高、操纵议题的能力有多强，他都难以改变左右两极选民的选票流向。

特朗普和班农（右），图自美联社

特朗普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赢得选举，因此他近期很多言论和政策的关键是求稳，以塑造自己这几年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良好形象”。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一方面继续敦促复工，一方面寄望于第三季度经济好转。美国新冠感染人数仍逐日暴增，但病毒致死率被庞大的感染者人数冲淡，医疗系统也没有被彻底击穿，因此一部分声音认为美国新冠病毒的毒性在减弱，复工复产会造成感染人数上升，但不会造成大规模死亡。与此同时，美国第二季度GDP虽然年化降幅很惊人，但仍比预期稍好，特朗普当然希望通过复工将第三季度的GDP拉回正轨。

在安全方面，近期特朗普老调重弹，主要是对中国、伊朗频繁挑衅。比如，取消中美贸易谈判，继续拿贸易战做文章，派出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地区，连续对几家中国企业进行封杀，旨在塑造自己“保卫美国”的形象。同时，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封锁，不仅扣押油轮，还试图在联合国推动对伊制裁。从年初的苏莱马尼事件看来，这种行动不大可能招致报复，但对特朗普的竞选加分也有限。

只要特朗普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拿出政绩，中间派选民就有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此外，随着弗洛伊德案引起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又逐渐回到身份政治的老路上，部分中产阶级也可能站在特朗普一边；如果拜登在竞选期间再次显露出2016年希拉里那样的亚健康状态，在辩论中展现出2016年小布什的水平，或者公关失言等等，特朗普也会从中受益。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显然不希望看到媒体揪住类似“消毒水治新冠”的明显反智行为不放，班农修的墙质量不过关、可能污染环境，而且还爆出诈骗丑闻，这些与特朗普的竞选利益背道而驰。

但是，班农的目的与特朗普不同，他是为了另类右翼运动而活动：虽然在“修墙”一案上的个人错误比较低级，但他代表的欧美民族主义仍然是中国长期来看需要注意的对手。

2010年，班农经由一位保守派活动家大卫·博西介绍，认识了特朗普，并很快成为特朗普的主要参谋。在特朗普流露出选举意愿后，班农提前布局，为地产大亨特朗普打造“草根代言人”形象，并确定了争取锈带工人的战略。

作为回报，特朗普任命班农为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一度令后者进入外交决策圈子。两人的关系很容易被外人脑补美化成“千里马与伯乐”式的知遇之恩，甚至班农离开白宫也被看做是忍辱负重、从暗处继续支持特朗普的事业。

但根据沃尔夫《Fire and Fury》一书，以及其他美国媒体报道来看，班农激怒特朗普的主因包括坊间流行的“特朗普靠班农赢得选举”这一说法，和班农故意泄露白宫内政敌负面消息的做法。何况，班农与特朗普班子的不少成员都有矛盾，说明班农对特朗普的控制欲相当强烈。

从班农在欧洲民粹浪潮中的表现来看，他显然不可能为特氏政权鞠躬尽瘁、只手补天，只不过是特朗普在煽动民粹运动时特别好用而已。班农自发为特朗普“助选”，在保守媒体上对特朗普赞誉有加，也得到了特朗普的积极回应，但两人的备选工作又是独立进行、各有目的。

班农组织“我们来修墙”等其他活动，都是动员了本就不需要动员的特朗普铁粉，这些行为又有了将特朗普与右翼强行绑定的意味。通过这种民间右翼活动，班农给特朗普的政治形象添加了难以抹消的保守派色彩。当然，从本次具体事件来看，班农也不是纯粹为了政治理想奔波，个人名利也是他的部分考量。

利用特朗普的当然不止班农一人，相比起此次班农略显拙劣的表现，在美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蓬佩奥、格雷厄姆等人对这一套更加熟练。美国近期的政策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套逻辑：右翼官员、议员甚至评论家在某问题上造势，鼓吹让美国“占便宜”的政策，随即特朗普跟进发言；如果对方还击，感到丢面子的特朗普就会将事态升级。所谓的“武汉病毒”一说就是如此兴起，特朗普在2月时并没有急于推卸责任，到3月则经常在公众场合使用污名化名称，而且是在记者会上故意停顿，吸引注意。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也是一例，中国政府希望避免升级事态，蓬佩奥一伙便叫嚣会对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进行制裁，牵着特朗普的鼻子，让其将注意力再次放在“中美脱钩”上。

特朗普有着虚荣、易怒、反复无常、专业素养低的缺点，行动力强、媒体直觉强、善于恫吓谈判对手的优点，厌恶别人越权做决定这一红线，以及竞选连任这一明确目标。这些信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毫无保留地公开于众，老奸巨猾的美国政客们想要操纵利用特朗普，并非难事。

当然，班农与特朗普的分歧，绝不意味着他们分道扬镳，或者在竞选上相互掣肘。相反，班农的事业可能给特朗普带来新的援军。班农曾经发声称，支持桑德斯、却不考虑钱从何而来的所谓“社会主义者”，都是潜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子。现在的民主党其实是进步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缝合的产物，民主党内此起彼伏的“进步运动”不可避免带有反全球化色彩，很容易变成美式民族主义的温床。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特朗普歧视女性、反智、种族主义的言论显然不受年轻人喜爱，但部分伯尼·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在2016年却拒绝投本党人的票以反对特朗普；除了认为希拉里是与特朗普一样糟的人之外（事实上两人的许多污点并不一致，大多数人显然还是有偏好），一定也有人暗中同意特朗普的激进言论。

班农的工作重点就在这部分人，他通过塑造“邪恶中国”的形象唤起“左派”知识分子的内心优越感，从而重塑美国民族主义。如果班农等活动家能够操纵话语权，把桑德斯、杨安泽、科泰兹的支持者与“建制派”拜登、佩洛西的支持者分割，那对特朗普的选举无疑是大功一件。

笔者只是指出班农民粹运动与特朗普选举的潜在矛盾：特朗普赢得选举的上策是设法在控制新冠病毒死亡率的情况下重启经济，中策是矛盾外引，下策才是延续已经旷日持久的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摇摆州和中间选民仍将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班农的反智主义行为艺术、右翼集会、诈骗犯罪，在中间选民看来很难说是正面消息。至于班农鼓吹的“甩锅论”和中美对抗，由于蓬佩奥一伙始终在体制内做同样的事情，也很难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次特朗普在班农被捕后的表态说明，班农的擅自行动很可能损害了特朗普班子的选举利益。

此外，由于班农的魔影在特朗普下台后仍将存在，我们有必要关注这样一种风险：如果拜登在2020大选中获胜，目前也看不出他有系统的政策主张，很多“反特朗普联盟”的势力都会设法举荐代表自身利益的顾问。对于班农一伙而言，在拜登班子里安插鼓吹保护主义的顾问、鼓吹中美“意识形态分歧”的顾问并不困难。笔者曾见过不止一个所谓的旅美“进步主义者”把特朗普说成是倡导贸易公平的先锋，认为特朗普是在帮助中国劳动者（甚至国内也有所谓“联帝反修”的“左翼”持类似看法），这些人会在第一时间为拜登重启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欢呼雀跃。

大家都知道美国日益形成的“反华情绪”的共识，但反华情绪的背后是凭借美国在金融、军事、外交、规则方面的地位对中国进行打压和掠夺，这是所谓“另类右翼运动”的重要内容。这次班农很快就被保释，即使他在特朗普选举中作用甚微，但他的这套意识形态值得热爱和平、希望中美互利共处的人们警惕。

（作者金君达，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