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将在今年9月到10月间，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举行高级别会谈，四国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主要官员将分别出席。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8月底表示，四国将于今年秋天在印度德里会谈，届时将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比根甚至还描绘了一个图景：美国意图在“印太”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而框架基础正是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简而言之，美国当前正极力打造“亚洲版北约”。

早在1954年9月6日至8日，在美国的主导下，美、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举行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及其附件《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议定书》和《太平洋宪章》，主要目的即在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扩张”。这是最接近“亚洲版北约”的组织，但其自成立以来就龃龉不断、协同有限，1975年正式宣布解散。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除了推动其亚太盟友及伙伴之间的安全合作外，还频频提出各种地区安全合作倡议，意在将其轴-辐型和双边的同盟体系，转化为多边的网络合作架构。这种动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后变得越来越突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令人担忧，“狼是不是真的来了”？

美国眼下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持续下行；印度挑起边境冲突，中印关系遭遇几十年未有之挑战。在“中国威胁”的共同语境下，美印正快速走近，印度似乎正在放弃其建国以来就奉行的“不结盟”政策。

然而，即便如此，“亚洲版北约”的形成仍有一些先天性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改变。

一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有过度扩张之嫌。就地理范围而言，美国“印太战略”涵盖的范围甚至要超过北约；就地缘复杂性而言，印太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更远远超过西欧及北美地区。而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也与北约有很大不同，中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海权而非陆权的博弈。海权与陆权不同，通常是包容性权力而非完全排他性的权力，当下的海权和海洋控制更多地表现为在某海域的相对影响和比较优势，是一种协商型权力，而非决断性权力。美国完全忽视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主权权益及合理地位，在战略上并不现实。

二是印太地区地缘整合难度极大。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传统上并不处于同一个地缘板块，且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在东亚、南太和南亚的次区域板块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势地位和影响力，联合制衡非常困难。它们与中国要么陆地上不相邻、要么陆上地缘形势难以被改变，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前一种情况，印度面临的是后一种情况。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确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地缘矛盾，但各自关注重点不同。要让它们采取联合行动，形成强有力的“印太”联盟，难度比较大。至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或许很多愿意使用“印太“这个地缘概念，但并不愿意沦为大国竞争的工具。

三是缺乏集团对抗的国际政治土壤。美国“印太战略”过于关注中国的崛起和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地缘现象及中小国家日益增强的政策独立性。实际上，地区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奉行在中美间进行“对冲”的策略，不愿意看到中美走向完全零和博弈，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这些国家的利益和关切也绝非可以忽视，它们不可能是美国的提线木偶，美国提出的“四国战略构想”，过于突出印、日、澳的作用，还会一定程度上挫伤韩国、印尼等地区强国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而无论是在南亚次大陆，还是东南亚地区，尚没有其他国家正面响应配合美国在该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战略架构，它们愿意接受“印太”的地理概念，但都强调在该地区建立包容及非排他性秩序的重要性。北约的成立是在两大阵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全面对抗的基础上形成的，今天依然看不到这种集团全面对抗的可能性。

任何战略和政策都是“求上得中”，美国“印太战略”虽然难以得到完全实施，“亚洲版北约”实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即便部分实现目标，也将给中国造成不小的战略压力和政策困境。对于中国而言，与其纠结“亚洲版北约”的威胁程度，不如做好自己，加强自己的对冲能力或地位。

因此，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应该持之以恒地推动睦邻友好外交，经略好周边，将自身的崛起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还需要通过政策宣示和有针对性的相关行动，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的规则和秩序主张是开放包容的。而且，美国越是封闭越是排他，中国就要越开放越包容。另外，无论是军事战略的“外线”构建，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都需要考虑到美国“印太战略”实施所带来的掣肘和干扰，既要有必要的战略定力，同时也需要多一份审慎。（作者是“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