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内阁就任后，日本“菅外交”也正式登场。在日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时，双方再次确认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但有日媒指出，安倍政府留下推进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建设的“作业”、即将进行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担谈判等都使菅内阁在安保议题上面临压力，这也意味着日美同盟方式或将面临调整。那么通过观察“菅外交”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揣摩出日美安保同盟走向的哪些微妙信号呢？

首先，日美关系在安倍任内已露裂隙，菅内阁对美外交的路不会平坦，还会受到美方更多敲打和“提醒”。

安倍任内一再宣称与特朗普建立了亲密私人关系，但在“美国优先”原则的大背景下，美方不止一次威胁牺牲日本这个盟友的利益。比如特朗普就曾声称要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甚至撤出驻日美军，以此要挟日本大幅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等。凡此种种，都折射出一点——日美同盟并非如双方宣扬的那样牢固坚韧，同盟之下也存在嫌隙和阴影。可以预计，想要继续“享受”作为美国牢固盟友所带来的好处，日本将面临美方更多和更高要价。日美今秋就要展开关于驻日美军经费的谈判，这注定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艰难过程。而且不少日媒预测，即便美国大选后拜登上台，这场谈判也会进行下去，拜登也不一定会在涉及“美国利益”的谈判中做出太多让步。

其次，在接下来的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追求更大外交自主、美国加大对日控制利用以及日美相互借重这三者间的博弈拉锯将会加剧。

菅内阁的对美外交路径大概有三种可能性，或者三种可能性交替进行。一是大幅扩展和提升日本对美外交的自主独立空间，这体现在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出台的新国家安保战略，单独发展日本的弹道导弹攻击与防御技术，独立研发日本自己的先进战机与军舰，乃至大力研发日本自己的太空、电子与网络技术，目的都在于不再那么受制于美国，减少购买美国军事装备等。二是在维持日美同盟关系框架的前提下，日本借助美国影响力在印太地区获得更多自身利益，而美国则利用日本这一盟友工具在印太地区达到遏制与牵制中国和俄罗斯的目的。三是日本保持作为美国坚实盟友这一角色，继续忠实追随美国，在美国指挥下帮着遂行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任务。

以上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是日本执政高层面向未来规划的一种战略设想，尽管面临美国重重压力，日本还是会逐步推行这一设想，只是过程将是长期和渐进性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螺旋积累型发展。第二种就是目前包括菅内阁在内日方正在进行中的对美外交状态，这也是菅内阁一年任期内较为稳妥的方式。第三种取决于几大因素，比如被认为对外交不很在行的菅义伟能否展现足够的外交能力；特朗普如果连任或将对日更加强势，施压日本更多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印太地区形势紧张，日本安保压力增大，不得不继续追随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等等。

再者，日美同盟内部的分歧和潜在矛盾给这对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不少变量。如果这些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并释放出来，会给印太地区带来溢出效应。

不管日本的印太构想还是美版“印太战略”，都涉及美国在印太与韩国、澳大利亚甚至菲律宾和新加坡等的一连串同盟体系，以及正在加紧构建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美方对日加大要价和施压，或者日本更多寻求自主，都可能使日美同盟框架发生一定倾斜甚至晃动，并产生地区性影响。

一是日本继续维持对华关系转圜势头，有意进一步加强对华外交，即便不影响“牢固日美同盟”这个基础，但在中美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这仍会帮助日本对冲美国变得更加强势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加强对华外交本身也有利于后疫情时代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巩固菅内阁执政基础进而延长内阁执政寿命有着重要拉抬作用。

二是日本继续寻求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在两国旷日持久的岛屿争端方面取得妥协或进展。之所以说日本选择改善对俄关系也是日美安保同盟未来的一大变量，是因为日俄两国彻底和解的一大障碍因素就是日美安保同盟框架的存在，如果日美关系显露更多嫌隙，日本很可能乘机在改善和发展对俄关系方面做出更大动作，为进一步缓和和解决对俄领土纠纷做好铺垫。按照同样逻辑，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也能增加日本在面对美国更多敲打时的博弈筹码与资本。

三是拟议中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除了印、澳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变化，也可能会因日美同盟关系中任何一方的心理变化而无法完全成形。尽管10月份将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牵头举办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谈，但如果菅内阁放眼对华、对俄关系改善等更广泛的考虑，日本就会对美方基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组建“亚太版北约”的计划保持谨慎。从这个角度讲，菅义伟反对“亚太版北约”的表态可能不只是一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场面话”，而是真有深层考虑。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