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四国外长对话在日本东京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参加了这次会晤。中国问题成为此次“四方会谈”的焦点。四国外长共同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重点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并同意携手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

美、日两国外长还举行了单独会晤，就东海、南海及朝鲜局势交换意见，强调要强化同盟关系、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海洋活动。美国则提出，自由及开放的印太区是地区和平及稳定的基础，强调美日关系是推动“印太战略”的基石，声称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让结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印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蓬佩奥是疫情发生后首位到访日本的美国高官，也是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任后接见的第一位外国政要。菅义伟强调将维持强大的日美同盟，继续推动前首相安倍提出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以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海洋影响力。

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当下，四国外长会晤仍在线下举行，标志着四国联盟合作的一个较大突破。美国借此次会晤积极推进“印太战略”，期望建立印太地区多国间安全保障框架，强调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希望将四国合作制度化，并逐渐扩大到印太地区多个国家，以构建一个对抗中国的安全保障网。

东京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外长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图自路透社

“印太战略”是在“美国优先”指导下制定的地区战略，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进该战略的制定与落实。2017年12月、2018年1月，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全面阐释这一战略目标、主要威胁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该报告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政策文件。

美国谋求构建印太安全体系，强化与传统亚太盟友的合作，保持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采取全方位综合手段，在保持和增强对中国战略威慑力的基础上，确保美国在海上核心区域的军力优势。

美日澳印“四国同盟”是推动该战略的主要动力，其核心目的就是遏制和打击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发展，抑制中国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维持印太地区的均势。

其中，美国更是将美日同盟视为“印太战略”的基石，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从而继续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但是，过去这些年，随着中国发展，美日同盟试图通过钓鱼岛制衡中国的谋略已渐渐力不从心，因此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遴选新的平衡点。于是，美国将目光投向了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甚至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美日同盟还加大制衡的干扰强度，通过各点的协同联动，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拉拢印尼、越南等印太核心伙伴关系国家，甚至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太地区的“海洋支点”，支持印尼在亚太地区海洋安全领域扮演中心角色。特朗普政府也为此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比如2018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投入15亿美元以“在印太地区确立长远的战略视野以及综合性、多方面和原则性的政策”。

此外，美国对“印太战略”作出了一些细节调整，一定程度弥合与日澳等盟友的分歧，提高了同盟体系的向心力，使其进一步完善与强化。

很显然，美国期待通过这些手段，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可以在整个地区自由行动，美企能进入当地主要市场等等。但是，实际执行中仍存在巨大差距。为弥补这一差距，美国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外交、意识形态、治理和人力资源等手段，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包括科技企业、媒体、大学、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而提高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正是决定印太地区秩序演变的主导因素，美国亟需在该地区重新构建一套新秩序，建立新规则，应对中国崛起。

如今，印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引擎，美国期待通过加强与传统盟友的防务伙伴关系和外交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加强存在感。

美国将所谓的“四国联盟”整合成趋近于北约的组织，强化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的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将印太防务关系正常化，建立印太地区的多边安保框架，进一步迫使区域内国家在国际形势中选边站队。不过最新情况是，2020年9月，韩国表示无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牵制中国的行列。显然，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

事实上，“印太战略”凸显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中国周边区域转移，并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这种整体布局，不仅扩展了美国的海上战略纵深，有助于在该地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又延续了共和党的进攻性、激进性的外交风格，其目的就是要削弱或边缘化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不过，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也很难说铁板一块，过去很长第一段时间内对华一度破裂、中断。2007年5月，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提议下启动，2008年2月澳大利亚单方面退出，“四方安全对话”宣告失败。直到2017年11月重启后，“四方安全对话”共举行五次会议，并将对话提升到部长级；会晤内容也不断增加，包括网络安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

而现在“四方安全对话”全面复活，逐渐就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原则达成共识，发挥四国的相对优势，加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务实合作，探索防务合作新形式，扩大非传统安全合作，将在战略领域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确定为“四方安全对话”的重点目标。

不过，“四国联盟”中的印度，起初对“四方安全对话”态度较为暧昧，一方面赞同遏制中国、继续参与该对话，另一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在大国间搞外交平衡。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化、常态化，为美国与亚太国家建立“北约式联盟”创造了条件，莫迪政府逐渐迎合，主动加入行列。如今，为了转移国内疫情控制不力、经济严重下滑等矛盾，莫迪政府又强化了与其他三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及西方打压中国的机会，加大与中国对抗力度，今年以来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衅滋事，下架中国科技应用程序、严格审查中资项目等一系列试图与中国“脱钩”的非理性行为。

“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对华政治立场迥异，各自基于本国利益，在对华战略具体推进中很难达成一致，但尽管如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并作好相应对策。

（作者胡志勇，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