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 “南海经验”和“南海方案”？4月20日，“南海合作与新秩序构建”主题分论坛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举办，来自政界、学界多位大咖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进行讨论“支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认为，南海问题出现分歧，说明原有秩序已经不足以维系，因此需要构建新秩序。各方都主张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是当今南海乃至海洋事业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均提出，可以研究借鉴世界上其他闭海或半闭海的合作实践，并先从低敏感度的领域着手加强合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分析，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在亚洲竞争的焦点，目前面临是经济竞争还是军事竞争两种选择。中国应该避免军事竞争，同时不惧怕经济竞争，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最后肯定会成为赢家。”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傅莹：原有秩序已不足以维系，要重视中间力量

谈到南海地区的秩序构建，眼前最令人关注的，可能是中国与东盟十国对《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值得一提的重要进展是2019年各方提前完成了准则单一磋商文本第一轮审读，并启动第二轮审读工作。虽然在疫情影响之下，这一进程有所耽搁，但是各方谈判的意愿没有动摇，投入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各方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也取得一些新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海沿岸国家也保持着积极有益的双边磋商。争议还继续存在，也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重要的是要妥善解决和有效管控。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是最近这些年美国加大对南海的关注，显示出从战略、战术层面对中国施压的倾向。这里面恐怕有面对中国军力增长的焦虑因素，和一定程度的过度反应问题。增加南海形势的不确定性，这种动向显然不符合地区和平发展的方向。

2019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探讨南海区域合作的基本方向。从本地区各国的政策倾向来看，大家都主张合作而不是对抗，都希望对话反对冲突，这应该也是当今南海乃至海洋事业发展的主旋律。

同时，一些国家在敏感问题上有担忧和分歧。这说明南海原有的秩序已经不足以维系了，因此构建新的秩序非常必要。怎么去构建新秩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行为宣言》的路径大家都认可。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不能用冲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中美竞争背景下，其他国家怎么办？这隐含着南海还存在一些中间力量，他们的关切和所处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认为中间力量是有发言权的，就是说在中美冲突的问题上，中间力量可以成为凝聚性因素，发挥重要的作用。中美很难冲突到撕裂世界的地步，所以中间力量的国家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美两国也应该重视中间力量的作用，而不是试图逼迫他们选边站队甚至拉帮结派。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吴江浩：借鉴他国实践，做结果导向的行动派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坚持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有效管控矛盾分歧，推动海上合作迈出新步伐。当前南海合作层次和水平总体有效，仍有巨大拓展潜力。从地区层面看，政治互信不足，争议敏感复杂，舆论环境不利等掣肘因素依然存在。

我有几点建议：

一是始终坚定合作信心。南海争议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一朝一夕，推进海上合作不但可以有效减缓矛盾分歧，还可带来扎扎实实的共同利益，合作是解决南海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二是积极营造合作氛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重要政治共识，也是南海和平稳定基石。明年将迎来宣言签署二十周年，可以围绕全面落实宣言规划开展一系列研讨和实践活动。助力推进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准则磋商进程。

三是中方倡议探讨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比如南海沿岸国合作委员会。从多边层次推动各方在海上生态、科研环保、应急救灾等地区公共领域加强合作。

四是深入研究合作方案。世界上闭海或半闭海合作有大量实践，可以加强研究、打开思路，多给合作开绿灯，少给合作亮黄灯，加快消除合作进程中的一个个红灯。

五是努力做出合作实效。不能长时间满足于沟通协商或者交换一份又一份概念文件，而要做结果导向的行动派，使合作尽快结出丰硕果实。

菲律宾前总统

阿罗约：需要建立信任，菲律宾会继续成为积极因素

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做些什么来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南海秩序？我的答案是在2002年宣言基础上，完成并且签署《南海行为准则》，最好能够在2022年完成。同时《南海行为准则》可以更新和扩充信息交流和军事行动协调等内容，以管理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避免在南海发生意外事件。此外，也可以让非东盟成员国受邀加入行为准则。

南海国家已经在为建成海洋共同体而共同努力。比如，中国和东盟已经建立海洋合作基金，以及与中国共同建立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风监测中心。来自菲律宾的科学家也一直在与该地区同行进行合作，制作渔业资源分析，以保护脆弱鱼类物种。沿海地区最先进的合作领域是贸易，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要使南海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和中国需要在缓和紧张局势、建立信任和解决争端方面取得进展，而不是发生冲突或敌对威胁。就菲律宾而言，相信我们会继续成为一个积极因素，杜特尔特总统本月也提出不管菲律宾和中国有什么分歧，都不会妨碍两国友好关系取得总体积极进展。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中美经济竞争不用怕，要避免军事竞争

我想首先从中美关系最近发展来理解南海秩序的未来。南海周边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合作有吵闹，都是很正常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都有成功的案例。

现在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在亚洲竞争的焦点，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一个事实。从最近发展来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即南海秩序是经济秩序还是军事秩序。现在美日印澳越来越多的关切是安全问题，越来越军事化。学术界讨论这有可能形成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实际上人口和经济规模比北约要大。如果中美围绕南海问题陷入军事竞争，南海势必会演变为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焦点，南海军事对峙也会不可避免。在冷战思维主导下，美国是诱导中国进入军事竞赛。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需要正常的国防现代化，避免美苏那样的军事竞赛是可以做到的。

关于海上航道安全的问题，可以说这不仅中国的关切、欧盟的关切，也是全世界的关切，因为南海是一个重要的航道。中国80%多的货物运输都经过南海，所以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维护南海航道的自由安全，并不是美国所认为的在搞破坏。

中国的理性选择是把有可能的中美军事竞争转化为经济竞争。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年会开幕式上明确说到，我们不搞军事竞赛。从历史上看，军事竞争是零和游戏，经济竞争往往是双赢的。举个例子，中国和东盟国家谈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日本和韩国也很着急，最后在三个东盟10+1基础上形成了东盟10+3。所以我们不要怕经济竞争。

中国要避免和美国军事竞争，不惧怕和美国经济竞争，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学者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竞合关系，但缺少定语，即什么样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前美国和苏联也是竞争合作，美国和德国、日本之间也是竞争合作。我们要避免美苏这样的竞合关系，如果达不到美德或美日这样的竞合关系的话，可以探索第三种形式的竞合关系。主要就是要把跟美国的可能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

中国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并使得东盟国家也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过新冠疫情，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投资贸易并不像与欧美那样受到大的影响，这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是相关的。并不是谁主导谁，而是一种相互参与的共同发展。

最近我在研究中国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上，建设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可以把海南岛和台湾岛纳入进来，并且在内部整合的同时与东盟经济圈、RCEP结合起来。以前我们提南海经济圈，我认为南海经济圈如果只考虑海南和周边那些国家，是很难建立的，但如果把大湾区纳入进去，形成南方共同市场，潜力会非常大。

另外中美军事竞争也不符合东盟的利益。尽管一些东盟国家是美国安全秩序的一部分，但如果中美公开对抗，东盟国家也是很难选择的。经济安全也是一种安全，如果经济发展不好，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会难过，这是很现实的。印度没有加入RCEP，但是不是印度成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经济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我个人表示非常怀疑。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与印度的经济关系来看，美国消化不了印度，很难支撑印度的经济发展，反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互补性。

在南海问题上，今天还面临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美国在亚太搞的是封闭式多边主义，无论是印太关系还是民主同盟，都是排他性的。中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是包容性的，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不是由中国主导，而是开放式的。从历史上看，苏联也搞过封闭式的多边主义，最终却轰然倒塌，中国吸取了这个教训，现在一直践行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美国说中国不遵守规则，实际上不是遵守规则的问题，而是遵守谁的规则的问题。中国一直强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中国不要受太多美国影响，根据自己既定开放式包容式的多边主义，最后肯定会成为赢家。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出现由稳向乱苗头，需通过多边主义应对外部干扰

目前总的来说南海形势还是稳定可控的。趋稳向好，这是2016年我们作出的定位。2016年南海仲裁案画上句号，此后南海形势基本稳定，并呈现趋稳向好态势，到目前为止这个大方向还没有变化。去年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了三轮工作组层面的磋商，围绕《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下的海上合作进行了对话。

但另一个方面，南海形势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主要是美国因素。美国出于巩固它在西太平洋地区秩序主导权以及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放弃了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的保持中立的南海政策，在安全领域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比如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海空侦查行动等。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美国各种侦察机、战斗机飞跃南海上空超过六千架次，海上航行自由行动达到9次之多。拜登政府继承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政治遗产，试图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最近美国出台的对华战略以及近期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可以看出这一点。美国在南海没有什么实质利益的关切，就是利用南海来制造麻烦，挑起中国和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分立。

因为美国在背后的推动，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介入南海争议。5月份英国航母就要进入印度洋，进入南海；8月份德国军舰也要进入南海，法国已经进入南海。这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海形势出现由稳向乱的苗头。

另外，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附加影响开始出现。我们把仲裁裁决称为“废纸一张”，仲裁裁决已经进入新篇章，实际上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2019年12月，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它的外大陆架主张申请，申请主张基本上都位于南海断续线两边，最远两个节点接近黄岩岛附近海域。到今年1月，有十多个国家向联合国提出照会，很多照会的主张，其依据大多数是仲裁裁决。

以仲裁裁决为背书南海海上单边行动也是此起彼伏。比如2019年以来，一些南海沿岸国争议地区进行单边油气开采、强势执法、驱赶抓扣渔民等，这是南海形势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不仅加剧了海上紧张局势，同时也损害了有关国家之间的互信基础。

因为疫情干扰和有关国家围绕敏感问题的分歧，《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开始显现阻力。如何保持南海稳定，推动南海合作？我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该倡导构建基于区域多边主义的南海秩序，并通过这一方式应对外部因素干扰。南海合作是实现南海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有关国家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聚焦功能性领域合作。可以从海洋生态、环保、航行安全、渔业资源保护等低敏感的领域开始着手，特别是针对资源衰竭、生物多样化退化、海洋塑料垃圾等区域性挑战。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海洋治理的成功经验，比如上世纪70年代地中海沿岸国家签署《保护地中海公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沿岸国海洋主张最小化，合作区域最大化。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2002年南海沿岸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现在在商签《南海行为准则》，之后还能够做哪些规则建设？我觉得可以向南海环保公约来推进。还可以以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导向，逐步推进岛礁去军事化，提高海上救援民事服务功能。南海没有能够覆盖全海域的多边搜救机制，能力也是缺失的。能不能利用一些岛礁来做民事搜救服务？这些都是容易合作的领域。

除此之外，《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应该有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原定于今年年底要完成磋商，但因为疫情影响和外部因素干扰，在我看来今年年底要完成磋商可能性不大。达成共识需要吵架，谁的关切和诉求被采纳、谁的不采纳，需要开实体会议来商量。疫情结束后，2022年加快进程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更大。南海问题复杂敏感，涉及到的岛礁数量之多，争议海域面积之广，全球独一无二。要短时间内解决这样复杂的疑难杂症几乎不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合作，所以南海合作前途光明，不合作甚至对抗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