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班农

8月18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在白宫的最后一天。班农以特朗普的政治大脑和头号顾问著称，深受特氏的器重。去年选情不利时，正是班农出任特朗普的大选团队经理，力挽狂澜，最终帮助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赢得大选。

然而，在白宫七个月，却是班农自我毁灭的七个月。自立派系，以“宗师”自居；炫耀与特朗普的特殊关系，大显“舍我其谁”之势；树敌无数，包括与特朗普的女儿与女婿（同时也是特氏的高级顾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明争暗斗——这些都导致了班农的边缘化。导致他离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一篇露骨的媒体访谈，公开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暴露核心政策分歧，并攻击政治对手。

班农是特朗普政府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特朗普“美国优先”宗旨的最忠实拥趸，也是特朗普政府内部要求对中国开展贸易战最强烈的鼓吹者。在8月16日导致其离职的那篇访谈中，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如果美国不思求变，那么25-30年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

他说：“对我而言，与中国打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狂热地聚焦这一点。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五年后，最多十年后，就会碰到之后再也无法复原的转折点。”

班农走了，还会有其他“班农”

显然，班农的去职，从短期来讲，对中美关系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进行贸易战的几率下降。但这是否意味着从长期来讲，经济民族主义将不再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了呢？这位超级民族主义者的离任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外交将回归美国传统？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班农的民族主义是美国内政外交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症状和反映，而不是美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一判断对特朗普也是适用的。以特朗普和班农为代表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社会发展和矛盾积累在现阶段的一个缩影和反映，而不是导致社会变化和思维革新的根本原因。其是果，而非因。正因如此，一个班农走了，还会有其他“班农”出现，更何况特朗普本人不管是在意识形态还是政策倾向上都与班农是“同道中人”。班农也已明确，回到其之前执掌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后，他将通过强大的媒体资源推销其右倾民族主义观点，继续其心所向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战争”。

白宫的明争暗斗制约和困扰决策

其实，这八个月以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之所以如此缺乏协调性与一致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白宫决策受到两大派系明争暗斗的制约与困扰。一大派系是班农主导的“民族主义派”，强调美国利益至上，藐视国际秩序与规则，不惜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但他们并不认为美国需要到处炫耀武力或者花费巨大资源维护现有秩序以及美国在这一秩序下的领导权。他们认为，虽然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权赢得了针对苏联的冷战，但现在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博弈技巧已经青出于蓝，美国已经无法用其二战后建立的秩序与规则与中国竞争，因此美国外交需要进行全面变革，另起炉灶。民族主义派不想为了全球领导权而去追求全球领导权，他们认为美国自己的私利是个更为实际也更重要的目标。

另一派是倾向美国外交传统的“全球主义派”，强调全球秩序与规则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美国领导权仍是当前最现实的战略目标，不管其成本有多高。这一派在经济政策上以特朗普的国家经济顾问科恩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为代表，主张在必要时刻使用军事力量执行干涉性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也属于全球主义者。全球主义派认为全球领导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追求一己私利反而会损害全盘国家利益。

这一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决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最深刻的裂痕。特朗普本人在意识形态上对班农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更为倾心。在去年总统大选和今年上台之初，他发出了要对美国外交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信号。美国外交自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以来，一直强调美国需要领导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因为美国精英认为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秩序有三大核心的机制与意识形态支柱：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以及建立在“美国例外论”之上的推广美式人权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冲动。

全球派的“防火墙”能阻止特朗普吗

特朗普认为这已运行了70年的国际秩序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价值表示怀疑。在欧洲，他批评北约已经过时；在亚洲，他嫌日韩等盟友承担的义务不够。在经济问题上，他藐视基于自由贸易原则之上的多边贸易协定，要求重新谈判对美国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他对在海外保护人权和推广民主没有兴趣。他信奉的教条不是基于所谓“山巅之城”的美国例外论，而是从多年从商经验中总结出的谈判与交易的谋略。

狭隘民族主义是这种反全球主义和反秩序的特朗普主义的根源。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任命了诸多全球派人士为其重要阁员，而这些全球派人士虽不公开批评其不乏离谱的言论，实际上则竭尽全力防止其最极端的言论转换为政策。据说，全球派中的核心人物已经筑起一道“防火墙”，确保特朗普不把美国引向灾难。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白宫幕僚长凯利（前国土安全部长），两位极受尊敬的将军，在特朗普上任初就决定在任何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都必须留在国内“看住”特朗普，以防止其政策失控。

因此，特朗普的最终政策经常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妥协的产物。以对华政策为例，特朗普上台伊始，班农就拉帮结派想要出台一个与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进行对抗的战略。他的中国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把中美之间的竞争上升到文明的高度，认为中国一旦超越美国，将获取重新设计世界秩序的特权。因此，在他看来，维持对华优势是美国政策的必需，而对华强硬和对抗则是维持美国优势的主要手段。但他遇到来自全球派的强大阻力，以库什纳为首的全球派提倡总体对华合作而不是对抗。班农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上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特朗普已下令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调查。但总体而言，目前为止，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全球主义思维要大于民族主义思维。

未来会如何呢？班农虽已离开白宫，但他会用其强大的媒体机器持续对特朗普施压，而这种压力可能会比在白宫内斗更有效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思潮。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将取决于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较量的结果，而特氏本人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说明班农已经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不少经济政策高官——包括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都或多或少认同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

一旦全球主义者主导下的对华政策没有取得特朗普想要的实际利益，民族主义者将发起强大的反攻，届时中美关系恐怕难免动荡。美国国内的外交政策辩论和思潮变化是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的。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