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南海形势趋缓降温的基本面保持稳定，南海问题已逐步回归双边磋商与谈判协商解决的正轨，南海沿岸国家的关注重点正由地区争议、地缘博弈转向探讨推进务实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这些积极转变与中国牢牢把握处理南海事务主动权、引导南海局势向好发展密不可分。岁末回顾，2017年南海形势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作为南海和平的守望者与地区合作的引领者，中国正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作为更加自信地塑造符合本国与本地区长远利益的南海秩序。过去一年，中国与菲律宾建立起致力于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与越南在增进互信、管控海上危机方面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围绕海上务实合作积极展开交流探讨，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并揭开了“准则”案文磋商的序幕。这一系列举措对维护南海地区的总体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与东盟国家有意愿、有能力、有智慧管控分歧，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第二，中国在南海掌控局势的能力不断上升，南海地区新的力量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一方面，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双边关系持续改善与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的示范与辐射效应开始在地区范围内显现，这与近年来域外国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得域内国家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根本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另一方面，随着南沙岛礁建设进入设施部署的新阶段，中国利用所建设施应对潜在海上危机、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切实履行沿海国国际义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在南沙争端未来较长时间内难以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中国在南沙的岛礁设施部署与实际控制能力提升仍将持续，这种力量格局的转变既是影响未来南海秩序的一个变量，也是中国实现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

第三，“准则”磋商的阶段性成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规则建设管控危机与冲突、防止矛盾激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2017年5月，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准则”框架草案达成共识，最终敲定了“准则”框架。2017年11月，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宣布正式启动 “准则”案文磋商。当前，关于国际规则的博弈对国际关系演进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主要国家正在着眼于制度性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展开更为激烈的秩序与规则博弈。长远来看，一个基于规则的制度化的南海秩序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规则之争”成为南海博弈新动向的情况下，已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果和“早期收获”的“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是当前在南海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最大抓手，而把握“准则”磋商进程的主动权无疑将有助于中国通过主动谋势构建符合自身战略目标的南海秩序。

第四，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但域外国家借助仲裁裁决谋取对华博弈优势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2017年，部分南海沿岸国在争议海域的单边行动依然呈现出为仲裁裁决背书的倾向。例如，印尼将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海海域命名为“纳土纳海”，并对进入附近海域捕鱼的外国船只进行驱赶甚至抓扣；越南、马来西亚也分别在万安滩盆地和南康暗沙海域进行单方面的油气勘探活动。这与仲裁裁决否定我以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海洋权利、否定南沙群岛各类海洋地物的岛屿地位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今年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美日澳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行动并声称仲裁裁决对当事国有约束力，但这种企图通过多边场合再次炒热仲裁裁决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域内国家的呼应与支持，也并未对趋缓降温的南海形势造成太大干扰。

第五，尽管南海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议程上相对后置，但美国以“航行自由行动”为抓手推进地区战略的基本立场未发生根本变化。2017年，美国针对我进行了四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这已经与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美对我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持平。特朗普政府将航行自由行动决策权力下放由军方主导，并缩短决策过程，简化决策程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航行自由行动的政治考量，但其行动强度与频次均明显提高。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等域内外国家对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持欢迎态度并受到鼓舞，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仍然在延续以美国“以基于同盟伙伴关系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秩序主导权”为主要内容的亚太战略。

当前南海形势虽处相对稳定与平静阶段，但影响地区局势再度升温的诸多变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展望2018年，南海形势趋缓趋稳的基本特征不会出现剧烈变化，但以下几个主要驱动因素值得关注。

第一，中美在南海以军事对抗为主要特点的战略博弈将持续。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特点的中美关系，目前在涉南海问题上的竞争面正逐步凸显，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和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性共存将长期存在。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计划”，在名义上是基于其作为南海使用国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进行的不同解读，但实质是维护其在南海的情报收集、抵近侦查等军事活动的自由空间与利益，是美国展现其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地区军事存在、力图掌握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在南沙扩建岛礁的设施部署逐步提上议事日程，美国确保自身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受削弱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维护自身合法海洋权益、合理安全利益之间的深层矛盾将日益显现。

第二，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难以完全消除，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相当突出。尽管仲裁裁决在事实上被搁置，但其消极影响依然在逐步沉淀、固化。仲裁裁决已成为我在南海维权的隐患与障碍，南海其他争端当事国会通过国内立法、司法与行政手段为仲裁裁决背书。仲裁裁决依然是影响中菲关系和南海形势的变量，未来若菲律宾政府重提裁决，中菲双边关系将波澜再起，南海形势可能再度升温。一旦能够承受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倒退的代价，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海周边沿岸国作为仲裁裁决事实上的受益者利用裁决在争议水域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打“法律牌”、“规则牌”的趋势将日益凸显，中国始终面临着南海法理斗争复杂化的压力与挑战。 

第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准则”案文磋商不会一帆风顺。随着“准则”案文磋商序幕开启，有关各方围绕“准则”的性质、适用海域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等实质性问题的博弈也将浮出水面。这些困难既有东盟国家之间在“准则”核心条款上的分歧，也有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之间在“准则”有关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而要缩小分歧和不同主张，需要时间、需要磨合，有时还需妥协和让步。此外，少数域外势力对“准则”磋商进程的干预、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亦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期待“准则”案文磋商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取得突破或一蹴而就，并不现实。对此，不仅中国与东盟国家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整个国际社会也应有宽容态度。

第四，部分域内国家在涉南海问题决策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会因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而催化与发酵。一方面，应当承认，尽管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双边关系显著改善，但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越南仍有可能在争议地区进行单边油气资源勘探，或通过主办国际会议炒作仲裁裁决，其作为美日“代理人”搅乱南海局势的潜在风险不容低估；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现行的南海政策与对华政策同样面临着国内外因素的掣肘与压力，菲政府未来政策会否出现钟摆效应亦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近来对美国所倡导的、明显带有针对中国性质的“印太战略”表现出参与热情和推动意愿。特别是从日本近年来的表态与动作来看，其已将南海作为实现军事大国目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试验场，并始终怀有借助南海问题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向好发展的政治目的。在“准则” 磋商不顺而域外势力加大介入力度的情况下，域内国家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投机主义倾向可能“沉渣泛起”，出现域内外势力里外勾结、相互配合，搅动南海局势“向乱”发展的局面。

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的信任弥足珍贵，稳定南海局势的成果来之不易。近年来南海形势的跌宕起伏与中国在应对周边外交事务上的成功经验表明，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战略主动对于我维护周边稳定、维持合作势头、减轻崛起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坚持“双轨思路”，这一政策未因地区形势的起伏与域外力量的干扰而发生改变。2018年是“准则”案文磋商的开局之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排除外部负面因素，抓住推进地区议程的时间窗口，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为最终和平解决争端奠定基础。在“准则”磋商过程中，中国既要对美、日、澳等域外国家宣扬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充分评估“准则”磋商进展及其结果的利弊得失与潜在影响，并以其为指导，在危机管控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战略目标的南海安全秩序，维护南海总体稳定。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丁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