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发展如雨后春笋，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但要想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并作出更大贡献，恐怕还需在不少方面有所突破。

其中最紧迫的一点，是将智库决策咨询的制度性安排落到实处。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智库思想产品进入决策机构的通道不畅问题。与智库大国美国相比，中国智库虽然已在为党和政府科学、依法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尚未与公共政策部门建立有机联系。

由于历史、观念和体制制约等方面原因，除为数不多的官办智库，大多数研究型的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仍游离于政府决策咨询机制之外。结果就导致了一方面政府决策需要科学论证、研究咨询和公众认知引导，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智库无所适从，思想产品输出无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结果来看主要是政府的决策需求和智库的成果供给相脱节。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政府部门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等工作，并就此做出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

除了准确对接决策需求，切实提升国际化水平，则是中国智库喊了很久但进度不甚明显的另一难题。纵观世界各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智库显然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用智库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与美英等国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目前还是较低。曾有学者提出通过鼓励中国智库以设立海外办公室的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缩短与国外同行的差距。但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国内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还需获得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对象国在法律和政策上的许可，而现实却是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对中国智库敞开怀抱。

因此在现阶段，中国智库提升国际化水平的路径应另寻他路。已有的尝试包括，通过与国外有影响的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有选择地与国外智库合作搭建以讨论交流共同关切的特定问题为目的的交流机制等，这些都不失为现阶段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和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有效途径。当然，我们也应鼓励有条件的智库在不违反所在国法律的前提下，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借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中国创办智库的经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甚至创立独立智库。

坦率地讲，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当前智库数量和质量与我国大国地位还不相称，构成当前我国智库发展的重大挑战。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符合智库特点的人才队伍建设、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和考核体系，以及中国特色“旋转门”制度的建立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计划、按步骤地逐步解决。(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吴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