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特朗普在2017年11月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已三月有余，但国际战略学界对于印-太战略多持观望态度，认为其尚未成型，而作为此一战略核心内容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也不被看好。事实上，从去年11月马尼拉“四方安全对话”，再到近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连续访问印尼、越南，可以窥探出，美国已经开启印太战略布局的进程。同时，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今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也都已清楚地阐释了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即：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间的密切合作，维持令其满意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势力均衡。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无疑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架构。应当说，此一机制并非新鲜事物，2006年美－日－澳已开展过部长级安全对话。但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实质是具有同盟属性的“准同盟”架构，而未来四国将持续推进以同盟为目标，建立更深、更广的安全合作。

“准同盟”属性而非简单的安全合作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四国安全合作看法不一，认为意在建立四国安全合作机制和发展同盟关系的观点兼而有之。事实上，抛开使用的是不同术语，两者的核心内涵并无本质区别。安全合作机制是“准同盟”关系的核心内容，而准同盟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目前，四国虽未正式签订同盟条约，但相互在在海洋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和多边互动所释放的意涵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合作范畴，内含联合防卫、合作安全、指向明确的深层意味，或可称之为具有联盟属性的安全合作。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日、澳本为美国亚太主要盟友，故三边和四边安全合作机制仅仅是打通了日-澳两国安全合作界限。其二，印度奉行所谓“不结盟”政策，但已与美国达成了共享军事基地的协议，并同美日建立了旨在探讨国防和安全议题的防长和外长级“2+2”对话机制，三国还逐步将“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机制化（澳大利亚有望加入该演习），因此，从此一角度看，事实上已同美、日形成了成熟的、具有同盟属性的安全合作关系。其三，建立同盟属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美日的初衷。譬如2016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曾提出建立四国海军非正式战略联盟，美国会亦在当年3月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在2007年就萌生组建“四国同盟”战略对话机制的念头。

防范中国是四国“准同盟”的基础

共同威胁认知是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防范是美-日-印-澳四国发展准同盟关系的核心基础。

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相比之下，美国在亚太地区较中国的力量优势逐步缩减。为实现奥巴马提出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目标，美国推出了旨在将重心东移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战略框架下，继承了奥巴马政府未竟的革命，即将印度纳入亚太战略布局，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早在2012年美国国防部就在公布的《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中提出，崛起中的中国将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将和盟友和伙伴国一道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此确保同盟承诺和国际法规则有效。

日、印、澳是中国的近邻。但也正是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和历史上的纠葛，三国对中国在本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一致持不信任和猜疑的立场，并又一致的倾向采取合纵连横的预防性策略，以应对中国崛起所造成的所谓“地区失衡”。

日本自进入21世纪以来，逐步将中国列为仅次于朝核问题的地区安全挑战。在2013年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日本直接挑明，中国将以强力改变地区现状，将威胁日本领海领空安全。为此，除加强美日同盟之外，日本将通过美-日-澳三边框架加大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并强化与印度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在最新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和外交白皮书中表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可能采取武力和胁迫手段解决东海问题和台海问题，因此，澳大利亚需要联美抗中。印度国内亦不乏对中国的猜疑和戒备。2014年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上台以来，印度国内对华民族主义情绪日涨，尤其是围绕中国在印度洋海域的军事行动和补给基地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印度对中国抱有极深不信任。这种对华不信任感驱使着印度政府加速与美国、日本、越南在海洋和安全领域的互动合作，印度亦试图借此制衡中国在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美、日、印、澳的“准同盟”谋划是基于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将造成地区失衡而采取的联合应对策略。特别是四国将2012年以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方向所采取的维权策略，如加速南沙岛礁建设、加大南海维权执法力度等，视为加快战略“扩张”的举措，并以此为借口，加速了组建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的步伐。

四国军事合作将持续演进

美、日、印、澳安全合作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对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威胁认知的共性，换言之，既是印-太权力结构调整的进度驱动决定，同时也受四国决策层的认知和决策取向影响。

从地区权力结构层面看，围绕四国安全合作背后的复杂博弈既包含了中美作为新兴大国与守城大国对地区秩序主导地位争夺的结构性矛盾，同时隐含中、日、印、澳作为地区“新起之秀”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新秩序影响力优势的争夺。特别是中-日、中-印的围绕西太平洋（南海、东海）、印度洋的制海权优势的竞争构成了复杂矛盾中的重要内容。可以预见，印-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更为深刻的调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差距将逐步缩小，而中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优势将逐步扩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达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中国在本地地区秩序主导地位的实力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从目前情形看，对于中国快速扩大的地区掌控力，日、印、澳三国显然更多地倾向“联盟-制衡”的安全策略，谋求与中国建立“安全合作”的迹象模糊、稀少。因此，在这一有利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中，美、日、印、澳势必将采取更大强度和范围联合措施，以避免中国在印-太地区获取压倒性的力量优势，维持地区力量分布的相对平衡。

从四国国内决策层偏好选择看，当下的四国安全正处在“历史最佳期”。早在2002年四国就开启战略对话进程，2006年四国召开了首次部长级战略对话，但彼时澳国政府对于建立“准同盟”关系心存迟疑。尤其是两国都考虑到了对华关系的稳定性。但时过境迁，日、印、澳三国同时迎来对华强硬执政团队。今年10月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赢得国内选举，安倍晋三成功连任，并有望执政至2021年（自民党3月修改党章后，当总裁任期延长为最长三届九年）。印度人民党今年以来在地方大选中维持稳定优势，莫迪亦有望在2019年获得连任；澳大利亚自由党继2013年上台后，又在2016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其对华强硬政策亦将持续。鉴此，从日、印、澳国内政治看，三国维持现有政策取向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政策转向可能，而美国对华战略猜疑与防范短期内也难以消除。

四国安全合作将更深、更广

在这一背景下，四国安全合作将朝着深化、扩展的方向发展、演化。但在现代国际体系框架下，出于对战争和对抗的恐惧与防备，美、日、印、澳并不太可能签订传统的、具有明显对抗意味和象征联盟建立的协议。但朝着“准同盟”关系的目标，四国将从进一步升级现有安全合作体制和扩大安全合作领域，并可能调整“准”同盟范围。

在安全合作机制上，四国可能会在现有的美－日、日－印、美－印防长和外长对话机制基础上，建立四边“2+2”对话机制。此一机制将成为四国协调安全事务的决策机制，也将是“准同盟”关系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海洋安全是四国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特别是对于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印度洋的行动存有彼此相通的“威胁感”，而且四国在今年10月已经着手启动海洋安全磋商，因此未来美、日、印、澳势必将推动海洋安全措施机制化。

在具体合作领域上，四国将重点通过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继续借打击海岛、人道救援与航行自由之名，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道的控制，提升协调作战能力，并伴有威慑中国的意味；同时，四国还将加强军用资源的共享，如情报共享、军事基地访问与使用等，协同提高在本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力，保持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和情报搜集。

此外，按照美、日、印、澳的战略设计，“准同盟”应不止于四国，越南等部分东南亚国家应在此一架构之内。其中，美、日、澳三国都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南海沿岸国家的安全合作，如提升南海周边国家的海空军力、加强联合训练、加大使用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等，从而利用东南亚伙伴国对中国在南海行动形成掣肘。印度亦长期维持与越南、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密切军事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行动的反制。最为关键的是，受南海有关争议及越南国内亲美利益集团的影响，越南对华的不信任感和战略猜疑渐渐显现，中越围绕南海油气开发、岛礁建设、海域管控和情报搜集的矛盾和冲突亦将长期存在。因此，四国继续拉拢越南加入“准同盟”框架，以此编织更为紧密的抗华、制华网络，此举值得关注。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相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