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虽互为邻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两国关系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稳定，尤其局部不确定因素易牵动双边整体关系大局，陷入相互对抗的状态，进而导致双边关系跳动于冲突对峙和密切合作的两极之间。

在停摆了一年之后，中国与印度第二轮海上合作对话7月13日在北京顺利举行。此举再一次表明，在经历了短暂的“洞朗事件”风波后，中印之间的双边关系终于回归正轨。

但回顾冷战结束至今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关系似乎正在亲密无间的理想主义，和对峙、敌视的极端主义，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务实主义新阶段。笔者认为，这种“竞合”型国际关系，才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常态”。

中印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如何看待中国与处理对中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期，在“道义外交”的原则之下，印度奉行对华理想主义政策。1958年至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前，两国一度互视为兄弟友邦，并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共同倡导不结盟运动等层面合作办成了许多大事。

但经历了1962年边境战争、印度支持藏独势力等事件之后，印度对外政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并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主要威胁之一，对华政策也转向了全面防范和对抗阶段，两国关系由此陷入了长达近30年的僵局对峙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益于两极体系的解体，印度开始推行大国外交优先主导下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多边现实主义外交，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和大国间的关系，并将对外政策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印关系开始步入正轨。

但好景不长，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保守右翼的代表——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初上台后，印度又视中国为威胁和挑战，并以此为理由进行了核试验。在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导之下，两国关系再一次跌入低谷。

总结印度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印度时而以理想主义的视角，将中国作为最要好的“兄弟之邦”，但有时又采取绝对敌视的策略，显现出不成熟的一面。

中印虽互为邻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两国关系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稳定，尤其局部不确定因素易牵动双边整体关系大局，陷入相互对抗的状态，进而导致双边关系跳动于冲突对峙和密切合作的两极之间。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中印关系再次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特别是2017年5月，印度以“一带一路”经过存在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为由，拒绝派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6月，中印边防军队在洞朗地区发生近三个月的对峙，两国军事对抗一度升级，双边政治、外交关系随之恶化。两国也由此未在当年7月举行的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领导人会晤，双边关系跌至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的“最低点”。

但此次印度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务实主义风格，尤其是对华政策表现出了日趋成熟的一面。

一是面对洞朗事件引发的国内主流媒体、学者及政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政府理性管控分歧，有效地遏止了冲突的升级。二是摒弃了以往的长期敌对政策，淡化矛盾分歧，回归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务实主义政策。特别是印度政府通过任用“知华”派人员担任外交部门要职，配合中国推两国高层的互访，及时推进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三是针对此次事件，及时在2017年11月就建立高层军事热线用于防控冲突达成共识。四是面对美、日的极力拉拢，印度坚持独立、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对华政策，未做明显的阵营选择。

诚如国际战略界和不少观察家所言，中印关系极少处于务实阶段，在历史上多数时候总是处于对抗与合作的两端。但值得期待的是，经历了洞朗事件之后，中印关系正在走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阶段。

不可否认，作为邻近的两个大国，中印之间在边境领土主权主张、地区影响力竞争、航道控制等问题上存在竞争，同时在“藏独”问题及中-印-巴三边关系存在明显的冲突。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对中国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极深的忧虑。

比如2018年7月，印度外交部声称，针对中国与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的邻国接触力度增大，印度将采取三管齐下的战略：密切追踪中国一举一动，寻求印度自己的项目和承诺，告知和建议邻国与中国接触的后果。同时，印度政府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和军事基地、以及中国与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存在极强的戒备心理。

因此，从这个层面看，不管中印双方政府承认与否，或是否已经意识到，两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始终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印度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印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作为相互邻近的两个大国，两国的竞争将只增不减。尤其是两国边境争端在短期内恐难以达成共识，对印度洋航道的依赖而产生的控制权争夺焦虑将长期存在，双方在南亚次大陆的地区地缘影响力竞争，也将日趋复杂和明显。

与此同时，作为两个人口大国，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和多边领域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合作空间。在多边领域，两国都是人口13亿以上（印度为13.39亿，中国为13.8亿）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高度依赖对外进出口，对合作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维护印度洋-西太平洋航道安全、通畅和自由领域存在绝对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环境保护，建立公平、公正、开放、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方面，也需要加强合作，以应对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挑战。在双边层面，中印两国合作潜力远未开发。

两国2017年贸易总量为844亿美元，与中美的3752亿美元、中日的3029.9亿美元、中国-东盟（亚细安）的5148亿美元相差甚远，也较中越的938亿美元低，与两国总人口超过27亿的体量极不相称，双边贸易潜力远未开发。与此同时，中印贸易也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和制造业产品，在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坦率的讲，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作为两个同步成长中的邻近大国，中印围绕资源、地区和国际影响力、边界主权争端等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甚至可以断言，相比于合作面，竞争面占比将只多不少。但与此同时，中印合作既是目下国际格局大势所趋，也是两国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竞争，还是合作，这是需要中印两国决策层认真对待的课题。

此文发表于《联合早报》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相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