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周，中菲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再度引发各界关注，菲律宾总统府、外交部和国防部等部门先后就南中国海有关争议问题作出表态，多次提及南海仲裁案并要求中国“尊重仲裁裁决”。

4月14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班尼洛表示，“中国应尊重海牙仲裁庭2016的裁决”，“菲律宾的立场没有变化，仲裁裁决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是终局性的。”班尼洛还敦促中国尊重“仲裁裁决”，并称希望双边谈判磋商机制能够基于“公正、互惠以及国家安全关切和人民意愿”。4月10日，菲外交部长洛钦表示，“中国不执行裁决，‘侵犯’原本就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4月3日，菲国防部表示，“支持本国渔民继续在菲律宾的海域及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作业，也期望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遵守相关义务。”此外，在菲律宾英烈节当天，包括菲“新爱国联盟”、菲律宾主权联盟、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也在中国领事馆前进行示威游行，抗议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中业岛周边海域的“大规模集结作业”。菲律宾近期的一系列表态和动作表明，“仲裁裁决”本身仍是影响中菲关系和南海形势的一个变量，而南海仲裁案的后续影响和溢出效应在经过两年多的固化和沉淀后也正在逐步显现。

2016年7月12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仲裁庭作出相关裁决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表相关声明，重申在南中国海的权益主张和不接受、不承认“仲裁裁决”的立场。此后，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菲双边关系实现转圜，双方就南中国海有关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轨道，海上务实合作也取得诸多可视化的成果与收获。目前，中菲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已经成功举行了四次会议，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得到巩固和提升，菲政府却在此时重提“仲裁裁决”，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尽管中国始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程序和不承认“仲裁裁决”的立场，但不可否认，菲律宾是南海仲裁案的直接受益者。菲律宾将仲裁庭本不具有管辖权的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争议事项进行精心包装并提出了15项诉求，仲裁庭对其中绝大部分诉求予以支持，在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按目前实际控制的状况分割南沙群岛主权的所谓“法律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将南沙群岛海域的划界方案提供给菲律宾。这份在中国看来毫无公正性可言的裁决显然是菲律宾眼中的“一份大礼”。可以想见，无论何人担任菲国总统，也无论菲国家权力为哪一派政治力量所掌控，必然都会巧妙处理并善加利用“仲裁裁决”，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其中的差别仅仅体现在手段、方式和对时机的把握上。

第二，从政治生态来看，南中国海问题始终是菲国内不同政治力量进行博弈和打击对手的一个工具。菲国内政党派系林立又多涉家族政治，更有美国因素牵涉其中，杜特尔特“在事实上搁置仲裁裁决”的政策选项始终面临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掣肘和制约。特别是随着5月13日菲律宾中期选举的临近，菲国内反对派、在野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给杜特尔特“制造麻烦”的政治需要渐强，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若稍有不慎处理不当，就可能被扣上“出卖国家利益”的帽子，为菲律宾人民能够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中菲海上务实合作在菲国内也极易被“污名化”。从这个意义而言，杜特尔特政府近期关于“仲裁裁决”的表态恐怕不仅是说给中国听的，也是说给国内民众、精英阶层、其他政治力量和美国人听的。

第三，目前菲律宾最新版的宪法草案已经由杜特尔特提交国会批准，草案第一条关于“国家领土”的条款明确规定，“菲律宾基于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国际性的法庭或仲裁庭所作的判决而对其群岛基线以外岛屿和地物拥有主权”。此处虽未明确提及南海仲裁案裁决，但“国际性的法庭或仲裁庭所作判决”这一措辞的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从菲律宾国内反映上看，菲参众两院和朝野各方目前对这一条款的表述几无争议，该宪法草案一旦经过批准生效，即相当于菲在国内最高立法层面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确认，或者说是将“仲裁裁决纳”入到国内法律体系之中。菲领导人继续搁置“仲裁裁决”的政治决断必将受到较大冲击和更大的所谓“违宪”压力，未来南海仲裁案对中菲关系的干扰可能更加突出。

不可否认，“仲裁裁决”已在事实上改变了南中国海的游戏规则，菲律宾似乎也因此握有更多对华博弈的“筹码”。菲方近来关于“仲裁裁决”的表态相较于中菲此前达成的共识有一定倒退和反复，其利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完成之前的“窗口期”在争议水域进一步采取单方面行动以巩固既得利益的可能性也不容低估。殷鉴不远，自仲裁以来菲律宾的利害得失、中菲关系过去几年中的跌宕起伏、双方重回协商对话轨道的最终选择，这些外交实践与经验显然应当成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决策上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对于展现日趋强硬的对抗姿态甚至采取单方面行动等类似的政策选项，菲律宾应进行更加审慎、全面的效果评估和利弊权衡，以免影响来之不易的中菲友好合作关系和南中国海和平稳定大局。

本文发表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公众号》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丁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