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带一路”能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与众不同的贡献？

全球治理的三大挑战

全球治理现在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美国领导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全球治理框架。美国“退位”，欧盟由此成为西方世界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但全球治理对于欧盟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欧盟自身的资源和内生动力不足，而且还需面对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民粹主义的挑战。加拿大和日本也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是区域性国家，无法领导全球性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仍旧掌握着全球治理的知识、话语和制度体系，但其领导力和创新力已经大幅下降。

二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的上升。这类思潮质疑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反对国际规则对国家主权和自主性的制约，鼓吹减少国际交往。这些观点本来长期被提倡国际主义的建制派精英压制，但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它们终于回到了西方政治主流。这第二个民粹主义的挑战与第一个美国领导力缺失的挑战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挑战更具历史性，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史无前例的模式之争，目前正表现在基于西方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的“一带一路”理念之争上。这一划时代的中西碰撞，既是理念之争，也是制度之争、文化之争、历史之争——归根到底，是一种模式之争。西方模式崇尚通过法制、人权和民主制约国家权力，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中国模式，在西方精英看来，是一种威权模式，国内“定于一尊”，国外寻求双边磋商和私下交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多边、透明的规则与标准缺失。这些认知已经影响到政策，反映为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的指控和反制。

全球治理的三种前景

因为这三大挑战，全球治理的前景出现三种可能性：分化、停滞或者转化。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对全球治理与时俱进的要求无法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得到满足。它们会尝试建立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地区性治理框架，全球治理因而在这种区域化的挑战下分化。不过，地区性的治理机制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支柱，关键在于新兴大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全球治理以及西方大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诚心与努力。

停滞的威胁则来自于西方大国的退缩，特别是在反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民粹主义已经改变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和外交，导致全球治理失去了美英这两个传统上的引领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同样会削弱这些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支持。如果西方大国需要因此而为全球治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而新兴大国又暂时无力引领全球治理，那全球治理只能停滞。

但全球治理也可以成功进行变革、转化乃至复兴。这种变革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打“模式战”，不能各自为营进行恶性竞争。“一带一路”提出了中西方模式之争的问题，但它的意义也在于提醒中西方需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求同存异，寻找理念、实践与利益的交集。

西方的“一带一路综合症”

中西两种全球治理的模式并非完全没有交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加入全球治理的历程，只不过中国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制度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和不满。“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一种创新，但并不是要另起炉灶去推翻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在全球化的时代，另起炉灶是不可能的，不管中国实力有多强大。

西方精英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极为复杂的，是一种困惑、敬佩、焦虑和畏惧的复合体——不妨称之为“一带一路综合症”。“综合症”说明西方内部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分裂的。美国在原则层面反对“一带一路”，但另一些西方国家（如意大利）则强调务实合作；特朗普政府要和“一带一路”进行零和式的竞争，但欧洲国家则想引导“一带一路”朝着规则化和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综合症”也说明西方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一带一路”有交集可寻。当前中西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错位，更多地反映了中西之间发展阶段和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对发展问题有根本分歧。西方世界的经济水平已经高度发达，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缺乏“同情的理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似更能反映实践。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也认识到崇拜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也意识到金融资本主义需要变革，也认识到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也提出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对西方长期以来的经济理念优越感是一个当头棒喝。如果西方能开展新一轮的经济复兴，“一带一路”是有贡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激励式的外因。

反过来讲，西方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不管是建设性的批评还是臆想性的猜忌，也能促使中国自己的反思。而且，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西方将仍占据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仍有影响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资源和空间。问题在于西方精英能否抓住全球治理发展的大趋势，能否充分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关切，使全球治理更有广泛的、全球范围的代表性与公正性。未来中西在全球治理上的互动，更多的将是趋于平衡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单向的由中国向西方学习。实际上，亚投行正是这种良性互动与影响的佳例。

负责任、讲道义、懂节制、守规制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缩小中西全球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扩大它们之间的交集。完成这个使命，需要“一带一路”不断地自我创新、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值得考虑的是提倡一种负责任、讲道义、懂节制和守规制的“一带一路”。

负责任，就是说“一带一路”既要对中国自己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是前提。作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要能体现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溢出效应；因此，要先把家门口的“一带一路”做好，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对外负责，就是提倡沿线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提出要“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这一点很重要。这两年来外界对所谓“一带一路”“债务陷阱”的指责，很能说明问题。“债务陷阱”大概是没有的。西方极力炒作的只有一个例子，即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项目，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最近出来澄清，不存在“债务陷阱”的问题。不过，“陷阱”虽然没有，“问题”还是存在的，在债务问题上需要充分了解沿线国的实际需求和财政承受力。负责任的前提是要充分了解沿线国的国情，特别是当地的政治模式、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而不能以中国的国情想象之。

讲道义的“一带一路”有三大核心。一是义利平衡，降低工具性和逐利性。不追求私利最大化，而追求真正的互惠和共同利益。外界批评有些项目利率过高，不管是否有理，值得关注。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需要重新谈判，因为马来西亚认为双方收益对比失衡。与此相比，非洲的一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项目则是义利平衡的佳作。

讲道义的第二点是和谐共商，充分尊重沿线国的权利和利益，听取它们的关切，接受它们的合理建议。避免中国中心主义、唯我主义和沙文主义，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重新谈判和重新启动，体现了这种和谐共商的精神。其实，尊重沿线国的权利和利益也应该是中国企业对待中国在外劳工的态度，过去几年一直有一些不良企业为了逐利而虐待甚至剥削劳工。如果中方不能对自己人讲道义，又如何去说服外界呢？

讲道义的第三点是对全球治理的义务和承诺。如果“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一大平台，那么“一带一路”的道义性是其履行全球治理平台功能的必要前提。全球治理必然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诉求，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追求全球性利益。因此，“一带一路”的“义”要先行于“利”并指导“利”。

懂节制的“一带一路”也有三个关键。一是要去掉暴发户式的霸气。中国经常批评美国搞霸权主义，但最近几年时有外界批评中国的霸权主义。这让中方极为困惑：自己美好的初衷成了别人攻击的对象。但任何能够流传起来的观点都是值得参考或者批驳的。谁能说当前中国在外界的一些言论和做法就没有颐指气使呢？

有节制的第二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带一路”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因此不能韬光养晦。但这种领导力是一种谦虚谨慎的领导力，而不是咄咄逼人的领导力；是有选择性的领导力，而不是囫囵吞枣的领导力；是有耐心为长久计的领导力，而不是浮躁短视的领导力。

有节制的第三点要求慎谈“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适合中国自己的模式或者道路也许并不适合他国。有些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是“先污染，再治理”，因此敬而远之。其实，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反复强调要最尊重各国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一带一路”的根本在于务实合作，而不是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争辩。

守规制的“一带一路”有两个方面，一是规则，二是制度。规则指的是“一带一路”项目的论证、设计和实施需要有一套透明和完善的标准、规则与规范来指导。“一带一路”应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应基于国家财政还是市场融资？争端应该根据中国法律、沿线国法律还是国际法来解决？“一带一路”需要规则化的地方非常多。

制度指的是“一带一路”要在中国官方政策、企业和市场行为体、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之间建立一套有效政策沟通和协调的机制。过去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给外界的一个感觉是“大而乱”，未来的方向应是“精而慎”，这是习近平所说的“工笔画”和高质量“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难免需要制度上的革新。

最终，一个守规制的“一带一路”能极大提升 “一带一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而这正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习近平的演讲提出了规制的重要性，这次出台的一些新政策（如《“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揭示了“一带一路”规制性的新方向，这是近期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最大创新。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