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存院长在“南海军事互信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9年12月13日  海口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经得起考验、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邻里关系。

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经历了“全面对话伙伴关系”（1996年）“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年）“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等多个阶段，目前已经迈入提质升级的新时代。

在过去近30年里，双方在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双边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增长到5878亿美元，并且在2010年如期建成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部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有望在2020年达成。同时，双方人员往来从本世纪伊始的不足300万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5700万人次，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截止2019年8月，中国与东盟双方相互累计投资约2300亿美元。

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虽发展迅速，但受南海争端等地区安全议题的影响，双方军事和安全互信“赤字”的问题仍然凸显。事实上，经贸合作水平、相互依存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提升，人文交往的日趋紧密，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增进军事互信的“外溢”（Spill over）促进效应显著，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积极态势。

中国与东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索建立双边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的制度性框架。比如，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作为增进互信和管控分歧的机制。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此后又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建立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并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2011年中国-东盟举行首次防长非正式会晤为开端，双方开始构建防务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与合作机制。2015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开始启动“和平友谊”实兵联合军事演习。2016年9月的第19次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国家还正式就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达成一致，既体现了双方军事安全互信的提升，也为各方海军在南海意外相遇提供了风险避防和危机管控的机制。

2018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开展了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双方军事安全领域的互动开始由积极寻求共识向开展合作实践的新阶段迈进。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了第二次海上联合演习。此外，2017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就“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磋商先后形成框架文本、单一磋商文本，并提前完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双方围绕南海地区军事与安全互信构建的机制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现有军事安全合作显然与双方毗邻而居、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紧密的客观基础不相符，军事互信构建仍然面临不少困境。譬如，受“国强必霸”“中国南海扩张论”等话语体系以及彼此间战略沟通不足的影响，东盟部分国家对中国一直存在“认知偏差”，担心并防范中国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而威胁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

当前，中国-东盟军事互信提升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仍是来自影响南海形势发展中的消极因素。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基于实力和利益交换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联合军事行动，这既导致了海上紧张态势，更是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准则”案文磋商和海上务实合作为抓手，构建基于互相信任、和平共存原则的地区秩序的努力。

不难看出，对区域内外相关国家单方面行为缺乏制度性的约束，是当前南海形势发展、中国-东盟提升在南海军事互信的主要挑战。那么，中国与东盟国家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第一，加快推进“准则”磋商，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对各方行为做出规制性安排。以“准则”磋商为契机，基于“合作、共同”安全的理念，针对东盟国家担忧中国可能诉诸“武力扩张”，以及中国担忧东盟国家可能引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介入地区安全事务而引发地区局势紧张，通过限制性的规则设计和制度安排，规范和约束彼此可能激化矛盾与分歧的单方面行为。

第二，建立更为有效的高级别军事安全战略对话机制。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判是军事安全互信增进滞缓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在现有“10+1”防长非正式磋商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正式的政府间军事与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双方可在这一机制框架下，就各自的军事安全战略、地区安全问题和对彼此军事安全政策的关切等问题进行坦诚布公的交流。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东盟国家了解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也有助于中国把握东盟及其成员国所奉行安全战略。

第三，扩大南海传统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双方可从课目设计、参演力量、覆盖海域等方面深化现有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可以就情报共享、军事基地的使用、参与全球其他地区安全事务等领域的常态化合作进行积极地探索。

第四，构建“二轨”防务安全对话机制。有关国家政府应支持地区智库机构和专家学者建立南海区域防务与安全合作对话平台，就海上安全局势、各方军事战略、海上潜在冲突管控、区域军事与安全合作等进行持续、重点探讨和研究，为各国政府间的决策提出建设性建议。

第五，提升南海沿岸国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为建设南海命运共同体打牢经济基础。南海沿岸国可在DOC和未来COC框架下重点加强海洋、旅游、临海产业、渔业等领域合作，发展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扎实军事与安全领域合作的共同利益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