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以来，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言，中国采取的措施、付出的努力给世界战“疫”赢得了宝贵时间。即使是这样，来势汹汹的疫情仍然令不少国家和地区措手不及，意大利、伊朗、菲律宾等国纷纷向中国发出了“求助”信号。中国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迅速积累起来的“抗疫经验”一时间成为各国的期盼。 

不论美国等部分国家对中国带有何种程度的偏见，中国的实战经验的确是全球“抗疫”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对中国的抗疫经验加以概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快速、高效、全方位的动员使中国得以在短期内控制新冠病毒向国内外其他地区蔓延。疫情爆发后，中国从中央、军队到地方，各级决策部门迅速动员、相互配合，采取了“严格的地区间相互隔离”“缜密的人员分类管理”“一省包一市”“医护人员统一调配”等措施，为打赢“疫情中心”武汉的“阻击战”创造了可能，成功地控制住了病毒的蔓延势头。除了政府动员的抗疫力量外，基层社会的自发动员也是此次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从外卖小哥，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再到小区的“网格员”，织造了一张覆盖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服务网，为医护和政府部门全身心投入抗疫工作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二，中国政府不计成本是投入为确保新冠肺炎感染人群得到全部、彻底的治疗，并促使战“疫”由“治”到“防”直至最终“歼灭”的前提。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计算，新冠肺炎的治疗成本远非普通工薪阶层所能承担，更遑论家庭聚集性的感染。中国各级部门在第一时间公布了“政府买单计划”覆盖所有人群的免费治疗举措极大降低了病毒感染者死亡率，又有效避免了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的“漏网之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投入巨额资金，动员数百家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举全国之力研发病毒检测试剂、疫苗及治疗药物。中国在科研上的付出既是自身抗疫成功的关键，也是为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控制提前做好了准备。 

第三，“科技”力量的优势在此次中国抗疫中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从基于5G技术的远程专家会诊，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身份识别二维码，便利的科技手段为抗疫提供的不仅仅是便利和效率，更是与病魔抗争的宝贵时间。 

第四，心无旁骛、一切以赢得抗疫战为最终目标，是中国为世界战“疫”赢得时间的先决条件。新冠肺炎爆发之后，国际社会不乏对中国的质疑、诋毁、污蔑之声，甚至有部分媒体抛出了所谓“东亚病夫”这一类有悖道德的种族主义言论。但中国政府并未将时间浪费在“打嘴战”上，而是坚持“时间就是生命”的原则，争分夺秒走出病毒的阴影。 

事实上，除中国之外，新加坡等地的抗疫经验也为人们所称道，同为世界抗疫不可忽视的成果。但当各国忙于分享经验的同时，世界似乎正在呼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方案。随着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有国际舆论开始将责任归咎于“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病毒蔓延的始作俑者，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制度的“失灵”才是问题根源。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机制安排，正面临美国的“单边主义”、治理能力与需求不相匹配等诸多挑战。同时，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合作机制供应不足更是显露无遗。 

为此，中国及新加坡等国在向世界分享经验之余，似乎还有必要就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方案，彻底解决国家间一旦有事推行“以邻为壑、相互排斥、各自为政”政策的“疫情综合征”。尤其是东亚地区人口总数超过20亿，占全球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一，且经济合作紧密、人员往来频繁。2019年中国-东盟人员往来突破6000万人次；中日韩人员往来超过3000万人次。东盟及中、日、韩间的区域内贸易额2018年达到4.7万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接近50%。因此，交流频繁但又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决定了东亚地区有必要在公共卫生治理的地区合作问题上先行一步。 

首先，中国及日、韩、东盟可在“10+3”框架下建立机制化的卫生部长会议和专家工作组，就公共卫生潜在风险、危机应对、相互援助等保持定期或不定期的沟通，并由各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对公共卫生安全隐患进行防治和向政府部门提出合作建议。 

其次，东亚国家还应就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制定行为准则，就人员遣返、医疗资源协调、物资优先援助、专家和技术支持等达成一揽子的协议。特别是针对外国人员隔离与救助、旅行禁令和签证限制等可能引起国家间龃龉的问题，各国应尽早达成一致，建立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 

最后，东亚各国经济实力和医疗水平相差较大，各国还应通过区域内的制度安排，优先给予经济和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先后同东盟十国及日、韩开展了包括外长特别会议在内的合作，但这些合作仅仅是临时性安排，或可解一时之需，终无法根治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问题。下一次大范围公共卫生事件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地区各国或许可以转“危”为“机”，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上步子迈的更大一些，将“基于权力和利益计算”的东亚国家间政治推向“基于治理与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文发表于《中评社》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相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