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加之美国国内经济民族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零和”思维形成了合流，催化和加剧了美国政府对华竞争。自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明显上升。特朗普政府又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是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既得利益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冷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并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大国竞争以重新塑造对华关系。随着美国“印太战略”逐渐推进和深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全面凸显。 

东南亚国家以东盟为依托，在外交上推行灵活务实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扮演了特殊角色，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盟在地区的“中心性地位”，成为地区合作的“驾驶员”。而大国间权力转移的程度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战略互动以及地区国家的战略选择共同塑造了地区安全秩序，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东南亚以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区位，以及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承载地而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和前沿区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行，东南亚作为两国推行战略的重要目标区域，地区内国家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增大。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逐渐向精细化，主要有以下三个表现。 

首先，平衡战略的模式细化：从简单的二元选择向多元选择转变。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越来越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为了保持“大国平衡战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东南亚国家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模式，弱化了根据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领土争端以及美国盟友身份等简单“是与否”的选择必要性，而是转向更加综合性的多元选择模式。例如作为与中国有共同政治制度的越南近来不断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已经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国之一，在美国积极推行的“印太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大国平衡战略”模式的细化促使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更具有灵活性和差异性。 

其次，平衡战略的议题细化：平衡战略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一方面是议题的多样化，东南亚国家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的单一领域的、粗放议题中的战略平衡，而是逐渐转向贸易、金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以及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众多领域和议题内的实施平衡。另一方面是议题的综合化，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议题间的互动与联系愈发紧密，东南亚国家试图在更加综合化的议题中实施平衡。“大国平衡战略”议题的细化能促使东南亚国家在降低安全脆弱性的同时保持安全敏感性。 

最后，平衡战略的层次细化：逐渐由上到下深入，从国家层次逐渐向企业、社会层次扩展。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是以东盟为代表的地区组织和单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务实政策，基本都停留在政府和国家层次。而现在逐渐显现的平衡战略的层次细化是从国家和政府层次向企业和社会层次进行“由上而下”的扩展与深入。随着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项目推进与落地，极有可能出现政府表态强硬，而企业和社会层次进行合作的情况。层次的细化是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务实性。 

东南亚国家“大国平衡战略”出现上述细化的变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中美战略竞争在国际体系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向下渗透到地区层面以及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多元化和碎片化压力向上传导到地区层面综合作用的体现。 

从全球层面向下渗透的角度来看，动态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影响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细化转变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国家开始逐渐认识到，美国无论是在东南亚地区层次还是全球体系层次的“首要地位”不可能绝对性地持续下去，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地区内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加入到美国与中国进行的“零和竞争”之中。而由于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逐渐展开，使得原本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内竞争转向制度间竞争，而这种转变又冲击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性地位”，也成为东盟分裂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地区国家看来，中美各自推动多边主义的目的是削弱对方在地区内的相对影响力：中国要树立引领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角色；美国则要强调和维护其“基于规则的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地区制度间竞争的转变并非针对东盟，但是新的制度安排势必会给其制度主导国带来制度性权力。东盟作为既有地区制度的主导者，制度性权力是东盟地区领导力的主要存在形式。相较之下，在除东盟外的国家所倡导的合作框架中，东南亚国家很难以东盟整体身份参加，更不可能在机制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只能以单个成员国的身份有选择地参与，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将被稀释，很难避免陷入制度性权力弱化和在地区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从国内层面向上传导的角度来看，多元性和碎片化是影响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细化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东南亚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该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外部势力基本不会对其政权稳定性和国内力量对比造成决定性影响，但是中美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力量博弈、斗争或选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而美国也试图扶持该地区相关国家内亲美势力执政或发挥更大影响，将中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政治化”，试图将中美战略竞争的压力向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渗透。

中美战略竞争既不能决定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走向，也无法成为影响各国国内政治势力间博弈的独立变量。近年来，东南亚主要国家面临国内政治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内部压力，决策者和政治精英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如何确保脆弱的国内政治平衡不被打破，维护其自主性不受大国的影响和干预。 

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表示，“东盟必须始终保持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要被拖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风暴或被迫选择一边。”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和加剧，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实施大国战略的对冲空间正在不断被挤压。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保持“中心性”将更加困难。东南亚国家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压力在不断上升。一方面，中美应加强沟通，管控大国竞争关系，避免滑向集团性的完全对立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地区国家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不要随波逐流，被大国战略竞争所左右。

原文发表于：中评社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胡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