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美国“以武谋权”“以战求利”的战略理念和实践给演变中的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带来颠覆性的挑战，不仅对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由中国与地区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地区安全架构“东盟方式”发出“挑战书”，也令以多边主义规则为基础的地区新秩序构建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官方证实，1月24日，正在南海与“林肯”号航母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发生了舰载机坠海事故。

美方公布的消息显示，此次发生事故的飞机为2019年正式服役、2021年8月刚刚部署到“卡尔·文森”号航母的F35C舰载机。

应当说，F35C是美军最新型五代舰载战机，但其发生事故似乎早有迹象。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项研究，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间，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了近12000架飞机和8000多名飞行员。自2008财年至2017财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级飞事故发生率从大约2次/10万飞行小时增至略高于5次/10万飞行小时。而自F35飞机投入使用以来，事故频频，从F35A、F35B到F35C无一例外。

从技术和管理上看，导致美军此次飞行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根据美国国防部2021年初的测试报告，F-35战斗机目前仍存在可能会影响该战机的战备、执行任务或维护能力871个软硬件缺陷。

二，“卡尔·文森”号航母可谓是事故 “多发地”，连日来发生了至少五起重大航空事故，包括F/A-18E“超级大黄蜂”、CMV-22B“鱼鹰”运输机等各式机型都曾发生过故障。

三，在海况和气候条件复杂的南海执行任务，舰载机驾驶员的训练难度及时长都远远大于陆地起降的战机飞行员。但目前美国海军飞行员紧缺，使得现有飞行人员极易发生因缺乏足够适应性训练和“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譬如，2020年5月发生在美国本土的F-35A联合攻击机坠毁事件，就是因为飞行员在疲劳驾驶状态下造成“认知退化”所引发的。

累计投入数百亿美元研发成本、单机采购成本超过1亿美元的F35C汇集了全球目前最先进的舰载机研发技术。此次坠机事故除了技术和设计本身的缺陷、管理与飞行员训练隐患等客观因素之外，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太地区奉行“武力至上主义”的战略理念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它让原本可用时间换空间、以解决隐患、克服客观不利因素转向恶化。

从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把两洋60%以上的海军力量和海外空中力量部署到南海，到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不断加强在南海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和航行与穿越行动，美军印太地区的布局完成了从力量部署到行动展开的转变。拜登政府上台一年，美军在南海及印太地区的战略行动又再次做出较大调整，提出以“中国威胁”为导向、遏制中国为目标，建立有效稳定的威慑力为手段的新战略理念。

为了达到让“潜在敌人”清楚意识到“侵略的成本和风险与任何可以想象的利益都不相符”的预期目标，过去一年内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战略性力量活动明显趋于活跃。其中，据不完全统计，美军航母打击群2021年全年进入南海活动至少13次，同时还有至少11艘攻击型核潜艇潜艇在南海及周边地区活动。

2022年新年伊始，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活动频次和力量强度再次加码。元月中旬，3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打击群和“内华达”号核动力潜艇，集结在从横须贺、台湾海峡、关岛到东南亚等覆盖第一、第二岛链的广阔区域。

根据公开信息捕捉，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还联合“埃塞克斯”两栖作战戒备群绕行南沙群岛一周。此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再度进入南海，同由日本近海一路南下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汇合，并举行反潜作战、空中作战以及海上拦截等科目的演习。

从“3+2+1”机动性组合到“双航母”演习，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活动力度可说刷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纪录。也正是这种频繁军事行动，使得美军一线人员不得不经受强度比以往多得多的任务。尤其是从美军在南海地区的演习科目就能看出，为了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反潜、海上拦截、空中打击及两栖登陆作战等主要科目，兼具“实战化”的战术演练和“威慑性”的武力展示双重目标的复杂型任务，疲于奔命的美国海军人员所承受的任务强度早已超出常规水平。

美军虽然已经意识到了人员、舰机的超强度运转以及设备更新迭代周期强行压缩的危害，也试图通过补充人员和调整技术投入来修补漏洞，但在目前以南海为核心的印太军事安全战略的安排下，美军不得不铤而走险。

在数以百计的问题和缺陷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美军急于在“卡尔·文森”号部署F35C，就充分反映了美国试图借助该新型舰载机在隐形、作战半径上的优势，强化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储备，“穷兵黩武”的理念一览无遗。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2021年7月在新加坡的公开演讲中所透露的那样，美国正在四处推销、精心策划的“综合威慑”战略，将延续并强化“双支柱”的战略思路。

一方面，美军把加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作为重点。根据已经生效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海军仍将是美军新威慑战略所倚赖的重点，同时美军还将重点发挥无人和智能化装备、网络和太空安全能力等新型作战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也能从美军今年高达71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计划中探知一二。

另一方面，与前沿部署同等地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动员盟友和伙伴国形成合力。以支持自卫队装备改良和扩大的方式扶持日本强化对重构中的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力，同时支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台湾地区提升军事实力，在美国重建地区安全秩序的行动中增加参与度，以及在越南、菲律宾及台湾地区获取新的前沿部署支撑基地。诸如此类的举措都是美军设计的、用来解决自身力量扩张跟不上战略部署任务这一矛盾的重要方式。

美国“以武谋权”“以战求利”的战略理念和实践给演变中的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带来颠覆性的挑战，不仅对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由中国与地区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地区安全架构“东盟方式”发出“挑战书”，也令以多边主义规则为基础的地区新秩序构建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在美国武力和外交的软硬双重压迫下，地区国家在中美军事竞争中将如何行事，区域内各国如何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各国对地区军事安全形势的剧烈波动将如何抉择，这些目前尚无定论的问题都是决定地区秩序何去何从的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应避免走日本等部分国家的老路，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推行“武力至上”原则的帮凶；另一方面应呼吁地区国家同心协力、为构建多边主义地区安全新秩序贡献一份力。

原文发表于：《观察者网》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 陈相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