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磋商有序推进。但在疫情阴影挥之不去、乌克兰危机影响外溢、国际形势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南海形势也呈现出波诡云谲、局部动荡的一面。

首先，在南海争议问题上“选边站”、在安全议题上秉持冷战思维、在地缘政治上“拉帮结派”的美国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外部因素。2020年以来，美国加快“盟友和伙伴体系”模块化布局的步伐，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军事同盟（奥库斯）、美日同盟机制、加强美菲越三方协调的“四轮驱动”方式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其次，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军事存在与活动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拜登政府以“构建体现美国偏好和价值的影响力均势体系”为目标，推出“一体化威慑”“太平洋威慑”等，加紧在南海及周边地区进行力量部署，这会导致中美两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南海形成战略对峙。

再者，周边部分国家在争议海域以油气开发活动和岛礁扩建为主要形式的单方面行动是制造南海紧张局势的内部原因。过去的三年里，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在南沙群岛的争议区开展过单方面油气活动。根据越南官方公开信息，越南近期计划在其划设的“05-1”区块和“117/118”区块的“蓝鲸”油气田进行投产建设准备。争端当事国单方面行动极易导致海上突发事件，如果管控不当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和海上形势造成冲击。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宣言》。在《宣言》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例如在多边层面，有关各方建立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开通海上紧急救助热线；在双边层面，中菲、中马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并开展了多领域功能性合作。

《宣言》签署20年来，各方围绕增进互信、务实合作、危机管控等取得一些亮眼的收获和成果，对维持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的特殊贡献不容置疑。今年是《宣言》签署20周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应以此为契机，以“凝聚共识、增进互信”为起点，以“新思维、新路径”为抓手，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在南海区域海洋合作与治理上书写新的篇章。

第一，以创新思维和合作模式开辟“共同开发”的新路径。“共同开发”是争端当事方实现争议区油气资源开发和利益共享的可行路径。争端当事国围绕油气共同开发的利益分配、管理模式、适用法律、海洋主张等问题往往存在较大分歧，对此可尝试“去政治化”“淡化敏感叙事”、在第三国注册公司进行实体运作等新的做法，可按照“不影响主张、不耽误合作”的思路，加快推进“共同开发”在南海有关海域落地生根变成现实。

第二，高举《宣言》旗帜，唱响海上合作主旋律。《宣言》所提出的五个海上务实合作领域都是南海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海洋治理的紧迫事项和有关各国共同责任。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选择“低敏感、有需求、易操作”的领域，通过成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名人专家小组、商签“南海环保公约”、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为南海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三，“准则”磋商应以“共识为导向”“按阶段、分步骤”制定“准则”磋商新的路线图。“准则”对于实现南海“长治久安”和构建地区海上规则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期磋商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利用好目前南海局势相对平静的“窗口期”，通过“拆分议题、小步快跑”，采取“先易后难、任务分解”的方式，为“准则”磋商尽早抵达彼岸创造有利条件、寻求新的突破。

第四，中美南海冲突的风险日增，在互信缺失、合作面临障碍的背景下，应将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及其两个附件、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国防部直通热线等危机管控机制，对防止意外冲突的发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两军在南海覆盖水面、水下和空中全方位、愈演愈烈的较量与博弈，导致对危机管控机制的需求“水涨船高”，原有危机管控机制日渐捉襟见肘。鉴此，中美两国应从战略层面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误判，以防止冲突和危机为导向，探讨建立工作层面的联络沟通和危机处置机制。

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尚不明朗，但冲突和战争带给人们的启示是鲜活而深刻的。战争没有赢家，外部势力的介入只会加剧冲突，最终付出惨重代价的也必然是冲突当事方。南海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如果生乱，苦果最终也是南海周边国家来承受。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要靠争端当事方的智慧和努力，而在此之前，我们应做和能做的事就是：合作、合作、再合作。

原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吴士存

本文基于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