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持续蔓延，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南海局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国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凸显。

南海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资源宝库和共同家园。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展合作关系时就曾经讨论过南海问题，避免有关争议影响地区合作是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理念，有关共识也是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签署20周年。《宣言》为地区海上合作提供了指导框架，各国在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海上搜救等多个领域开展双边、多边合作，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提供了有效的项目支撑。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海上合作和危机管控的制度与规则建设也初见成效，各方就《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南海适用达成一致，“南海行为准则”（下称“准则”）磋商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头。

南海被视为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地区之一，但近年来过度捕捞、海洋倾废、塑料污染等挑战日益严峻，其速度和严重程度不容低估，亟待各方采取有效行动。在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合作上，东南亚地区并非没有成功经验——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点项目成效显著，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养护措施也在推动当中。

在保护海洋生物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预防与救助等非传统领域，中国和东盟国家对深化合作拥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强烈的政治意愿，并且在这方面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但同时也要看到，各国在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上的力量体系、合作机制和协同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功能性合作从双边向地区多边拓展也仍面临一定困难。

目前，南海域内国家建立的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超过30个，其中大部分涉及渔业资源养护，但存在缺乏充分科学数据制定养护和管理措施、资源养护和环境保护政策协调和措施协同不足等问题。这些弱制度条件下的合作机制在功能上有重叠，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反而会影响沿岸国合作的质量，也是推动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及未来机制运行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深化涉海功能性合作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两方面大有可为。一是重点关注南海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典型区域联合开展海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和分析评估，共同开展海洋哺乳动物等珍惜物种和珊瑚礁、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保护研究，共同研究制定生态修复技术方案，合作执行生态修复工程。二是协同提升海洋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能力，强化海洋观测预报技术合作，联合开展海洋观测预报技术创新和公共产品研发，共建区域海洋环境立体观测和灾害应急网络。

过去二十年，中国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多领域海上合作，促进“蓝色经济”发展，极大提升了彼此的信任和利益的融合。但是，域外因素或者更直接来说是美国因素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和地区形势也显得较为紧张。美国是从地缘政治、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南海的，而且在政策和行动上将其影响施加到本已很复杂的南海问题上。加之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单边主义抬头，美国试图通过“印太战略”人为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对抗对立，这会削弱东盟国家深化海洋合作的动力。乌克兰危机警示我们，如果冷战思维回潮，集团对抗上演，恐将严重威胁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严重侵蚀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对此，东盟国家和中国尤需加强团结、相向而行，以一种超越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海洋视野，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应对好乌克兰危机对本地区的外溢影响，为维护南海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原文发表于：《中国日报》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丁铎；中国南海研究院对外交流部项目主管、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秘书 钟卉